性科学实际上由关心自身欲望之真相的忏悔技术发展而来，西方文化由此完成了由伦理自我向知识自我的转换。进而言之，现代人文科学是自身揭示技术的科学化。当然，福柯认为其间也存在着断裂，那就是不再抛弃自身，而是以新的方式建构自身。福柯这样表示：“从18世纪到目前时代，‘人文科学’把各种口语化技巧重新置入不同的语境中，使它们不是成为主体自身抛弃的工具，而是建构出一个新的主体的积极工具。利用这些技巧而不再包含着对主体自身的抛弃，构成一个决定性的断裂。”[149]他由此揭示了基督教自身技术的实质：“我们越是发现关于我们自己的真理，我们越是应该抛弃我们自己；而我们越是愿意抛弃我们自己，我们越是有必要将我们自己的真实置于光明之中。真理的表述（真相的揭示）和放弃实在的这一螺旋乃是基督教所实践的自身技术的核心。”[150]这实际上开启的是一种自身解释技术，暗含着非常严格的追求知识或道出真相的义务。性艺术和性科学与真理具有不同的关系。在性艺术中，真理是对享乐本身的直接领会，它与体验密切相关，而这种领会反过来将强化性的享乐。而在性科学中，真理不是与享乐联系在一起的，它针对的是欲望，其目的不是强化享乐，而是促进知识的生产并借助这种知识来改造主体。[151]真正说来，基督教的自身技术并不对自身及其身体或性进行控制，因为控制的真正目标是思想和观念：僧侣的任务“乃是要不停地控制他的各种思想，考查它们以便看到它们是否纯洁”，对纯洁的追求意味着“揭示在自身中的真理，挫败在自身中呈现的幻象，压制精神永远在生产着的观念和思想”[152]。
但是，观念控制的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其结果是性话语受到鼓动并得以扩张。而且，与性艺术向性科学的演进相伴随的是，西方社会以从性真相中获得的特殊享乐替代了性享乐本身。古代人关心的是实存美学，他们以美好生活的名义实行节制。而现代人以心理学、性学的名义探寻欲望的真相，并在有关性的话语的增殖中寻求自我满足。福柯坚持认为，根本没有必要把伦理学问题与科学知识联系起来。他现在关心伦理，尤其是性伦理，目的是透过古希腊以来人们对性的看法的分析，寻找现代人可以借鉴的东西，从而把实存变成“美好的实存”，而不是在求知和求真的旗帜下损害个体实存。福柯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是要摆脱性科学，转而探索**的艺术，泛言之实存的艺术。非常明显的是，在知识论和权力话语意义上被宣判死刑的主体，在伦理、实存意义上得以回归。按照德勒兹的理解，不管提出主体终结论，还是揭示主体化进程，福柯的目标都是弘扬生命。德勒兹力图表明，在福柯那里，审美与道德是对立的，“实存方式或生命风格的构成不仅是审美的，也是福柯称为伦理的，这与道德相对立”[1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