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世界并不建立在与真理的直接关系中，而是建立在主体间性基础之上。正因为如此，为了通达真理，我们首先要与他人对话。既然是对话，就不存在真理的直接传达或知识的直接传播，它要求主体间的实存沟通。这尤其要求进入与他人的沉默关系中，即一种知觉关系中。由此看来，文化世界并不奠基于某种理想性，不是出于人们的理性建构，而是取决于身体间性，取决于人们之间的原初的实存沟通。由于梅洛-庞蒂在文化共同体范围内思考“我”与他人的关系问题，所以他没有像结构主义者那样预设一个绝对他者，他依然关心文化世界中的同一与延续。在他看来，“整个世界，任何文明都延续着过去”[59]。这其实表明，一个文化共同体内部尽管存在着不同时代的差异，但最终还是延续着传统，维系着传统。他尤其把父子之间的“同”与“异”的关系作为例证。尽管后人有其创新的意图，但最终还是绕不开传统，离不开传统。今天的父亲们在儿子的童年中看到了自己的童年，他们重新采取自己父亲的行为来对待儿童。不管实施权威教育还是自由教育，父亲最终都会把儿子纳入传统的安全体系中，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把儿子也塑造为一个有权威的父亲。
而从儿童方面来说，父亲针对他的每一种行为，不仅在其效果中而且在原则上都可以被他感受到。他不仅作为一个儿童服从之，而且作为一个未来的成年人予以接受，他虽然时有反抗，最终却与他所服从的严格要求本身合谋。很显然，父亲在儿童那里看到的是自己的过去，儿童在父亲那里看到的则是自己的未来。于是，文化共同体中不存在真正的他人，文化也因此没有真正改变。儿童在潜移默化中“总是与其父辈的生活形式相同，总是建立起一种被动的传统”，因为“他自己的经验和知识的全部分量尚不足以带来某种变化”，这样“就产生了令人生畏的、必然的文化整合，产生了一种命运一个时代接一个时代的再继续”[60]。在这种文化共同体中，异质的东西当然也会出现，但最终会被同化。我们在后面会谈到列维纳斯，他认为父子之间虽然有血缘上的同质，但最终来说维持的却是世代之间的求异关系，而不是一种周而复始的求同关系。
在后期，梅洛-庞蒂的存在论思考依然涉及他人问题，他要求“按照他们在世界之肉中的呈现来捕捉他人”[61]。他人与“我”一样隶属于“世界之肉”，都是“肉”的“绽裂”，他们不是“我用以填满我的空虚的虚构”，不是“我的精神的产儿”，不是“一些永远非现实的可能”，相反，他们是“我的孪生兄弟”或者“我的肉的肉”；当然，“我”并没有过“他们”的生活，“他们”确定性地“与我相分离”，而“我”也“与他们相分离”。[62]最终说来，他人的存在取决于某种感性直接性，他人的存在尤其体现了这种感性直接性，因为它甚至就是感性的中心之一。“我的视觉”包含了“一个他人的视觉”，或毋宁说与“它们”一起活动，并且原则上落在了同一个“可见者”上面，于是我的各种“可见者”之一变成了一个“能看者”，而“我”见证了这一“变形”；自此以后，“他”不再是“诸物”之一，而是与“它们”相连通，或者说插入“它们”之中；当“我”注视“他”时，“我的目光”不再落在“他”上面，不再终止在“他”那里，因为“我的目光”落在、终止在“事物”之上；“我的目光”通过“他”就像通过一个“中转站”，继续指向“事物”；从此以后，“他”将以“他的方式”独自看到“我”曾经独自看到的、“我”始终将独自看到的那些“事物”；现在“我”明白了，“他”也独自看到的是“自我”；一切都取决于“感性”的不可超越的“丰富性”，取决于“它”的奇迹般的“多样性”。[63]
梅洛-庞蒂将身体的灵性化和心灵的肉身化双重进程看作是整个世界的实质，这使我们联想到列维-斯特劳斯的“野性的思维”：在一种原始意识中，人实际上与自然处于共生状态。根据知觉和身体意向性来解决他人问题似乎缺乏形而上学的基础，于是我们需要从关于原始自然的存在论角度加以审视。从根本上说，整个世界都是“身体”，是与“我”的身体及别的身体具有相同性质的东西，它因此构成“身体间性”的基质。当梅洛-庞蒂用“肉”来描述存在时，他无非要传达这样的意思：世界是“活”的。世界诚然是被知觉的东西，同时也是能知觉的东西，它是物性和灵性的结合。“我”的两只手之间、两只眼睛之间、两只耳朵之间能够彼此协同地面对同一个世界，“我”的身体与别的身体也同样能够协同地面对同一个世界，这是因为它们都属于“世界之肉”。比如，就视觉而言，“不是我在看，也不是他在看，而是一种无名的可见性停留在我们两者中，一种视觉一般按照原始性质隶属于肉，在此地此时向四处延伸，既是个体，同时也是尺度和普遍”[64]。这样，“别的自我的难题”就被克服了，“我”与他人之间的某种趋同克服了两者间的距离。
“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是“我”与世界之间、可见者与可见者之间的交错关系、可逆关系的一部分。在这样的观点中，梅洛-庞蒂关于身体意向性和身体间性的理论获得了进一步的深化，胡塞尔意义上的纯粹意识无疑更难觅踪迹，因为身体或自然都更完好地融合了物性与灵性。在这样的“自然”背景下，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人问题不是意识问题，而是身体问题。于是，他人问题只有借助身体器官间的可逆性、身体间的可逆性，最终还有人与世界的可逆性才能获得解决。梅洛-庞蒂尤其借助艺术经验来表明，“我”与他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可逆的相互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有其存在论根基。画家的经验告诉我们：“人是人的镜子。至于镜子，它是具有普遍魔力的工具，它把事物变成景象，把景象变成事物，把自我变成他人，把他人变成自我。”[65]这种关系是人与世界之间的可逆关系的一部分，“在画家和可见者之间，角色不可避免地相互倒换”[66]。按照梅洛-庞蒂的转述，许多在树林中作画的画家都有过这样的感觉：不是“我在看树木”，而是“树木在看我，在跟我说话”；不是“我在画树木”，而是“树木在画我”；由于“主动和被动”不再清晰可分，他们“不再知道谁看谁被看，谁画谁被画”[67]。梅洛-庞蒂的后期思想似乎带有某种神秘主义色彩，我们由此也可以看出，他为解决身体问题和他人问题可谓煞费苦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