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现象学—实存主义运动中，梅洛-庞蒂是有意识地把他人问题列入现象学重要主题的第一人。在他的以身体问题为核心的思考中，知觉所包含的诸感官的协调统一克服了个别感觉的孤立状态，并因此导致了身体的全面意向性指向，他进而把这种身体内协调关系推广到身体间去，这就确立了他人问题的身体之维。《行为的结构》已经显示出这样的倾向，而《知觉现象学》则奠定了这一看法的牢固基础；进一步言之，直至《世界的散文》，甚至在《符号》中，他都没有改变这一基础立场，他对历史和文化世界中的他人问题的探讨是对这种身体基础的升华。在《人道主义与恐怖》《意义与无意义》《辩证法的历险》及20世纪40年代末和整个50年代的诸多课程中，他研究或讲述的都是历史与文化问题。历史是共同体的历史，文化是共同体的文化，个体在历史和文化中有其独特地位，但绝不可能以孤独的方式存在，他处于与他人的关系中。总而言之，“我”与他人共同生活在一个“地球家园”中，我们并不超然地面对它，外在地作用于它，自利地攫取它，而是与它处于一种共生的、交织的关系中。与自然的共生为人类的共在奠定了存在论基础。
梅洛-庞蒂要求突破在他人问题上以纯粹意识为出发点的立场，这就把矛头指向了胡塞尔。胡塞尔在纯粹意识范围内提出他人问题，然而，自我意识与他人意识的关系构成一个难题。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他以知觉中出现的“共现”现象为例来进行类比论证。在他看来，活灵活现、有血有肉地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并不是作为纯粹意识的他人本身，他只能“侧面地”作为“空白”呈现，或者说他不可能成为“我”的意向性的直接对象。原因在于，“如果属于他人本己存在的东西是以直接的方式可通达的，那么，他只能是我的存在的一个要素，而且他本身和我自己最终说来将会是同一个东西”[22]。于是，应该存在着某种“意向性的间接性”，也就出现了所谓“共现”现象。在外感经验中，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因为一个客体的真正‘被看到’的一面，即它朝向我们的一面，始终而且必然地共现出它的另一面，被掩盖的一面，这让我们预测到很确定或不那么确定的结构”[23]。在“我”的感官知觉中，事物既有某些侧面的当下直接呈现，又有别的侧面的共现，而且所有侧面都潜在地可以直接呈现。就“我”对他人的知觉而言，情形则大不相同。他人的某些生理行为直接地呈现或潜在地共现，但他人的意识始终只能共现，永远也不能够直接地呈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