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现象学—实存主义运动中，萨特、梅洛-庞蒂、利科和列维纳斯等人通过为他人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推动了由胡塞尔开启的普遍理性主体的解体。在1959年的一次访谈中，梅洛-庞蒂就法国实存哲学的主要论题表示：“这一哲学第一次使之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如今在整个当代思想中仍然还是极为重要的第三个主题，乃是我与他人关系的主题。”[5]他随后还谈到一个重要主题，即历史主题：“伴随我们刚才发现的他人问题，最后出现了一个一直到现在在法国思想中越来越重要的主题，这就是历史的主题，这实际上是与他人主题相同的。”[6]确实，他人和历史问题是现象学—实存主义重点关注的内容之一。由于脱离了认识论视域，他人问题完全是在社会、历史、文化领域中展开的。法国现象学家们共同否定胡塞尔的认识论姿态，并且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海德格尔的影响。但他们之间的具体立场并不相同。萨特强调了“我”与他人的冲突，梅洛-庞蒂和利科关注的是“我”与他人的共在，列维纳斯强调的则是他人的绝对外在。前面三位的立场依然停留在同一性范畴中，他们只是承认了他人相对于“我”而言的绝对他性和差异性，而列维纳斯关注的则是他人相对于“我”而言的绝对他性和根本差异性。
萨特明确否定胡塞尔在他人问题上的认识论立场，他和海德格尔一样从存在论—实存论出发进行论证，但认为海德格尔思想中还暗含着抽象的普遍主体。海德格尔不再从纯粹意识角度探讨他人，他把他人与“我们”的非本真状态的日常在世的存在形式联系在一起，他人就是“常人”，无差别状态的人，我们自己往往也是这众多的无个性特征的他人中的一员。萨特认为，这种他人实际上是康德意义上的普遍主体的异化形式，于是关于他人的“存在论观点重新回到了康德式主体的抽象观点”[7]。因此，真正意义上的他人的存在依然没有获得证明。萨特把为他、时间性和超越性并置为为己的三个维度，通过身体的中介把他人看作是一种既具有独立存在，又能证明“我”的存在的在己维度的一种力量。比如，“我”在羞耻意识中就遭遇到了他人。“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羞耻，从表面上看，这完全是“我”与自己的内在关系：“我”通过羞耻发现了“我”的存在的某个方面。但是，“羞耻按其原始结构是在某人面前的羞耻”[8]。他人因此是“我”和“我”本身之间不可缺少的中介：“我”之所以对“我”自己感到羞耻，是因为“我”向他人显现，而且是作为对象向他人显现的，尽管这个他人很可能隐而不显，也可能只是“我”的一种推定或设定。羞耻根本上就是承认，“我”承认自己就是他人所看见的那个样子。于是，“我”的存在就有了两个方面：“为己的内在性”与“为他所是的在己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