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讲，科学陈述的表述和解释、自然律的证实和说明、理论变化的动力和特征，都要涉及语言问题，这已经成为科学哲学家的基本共识，因为“科学哲学的远大前程在于它担负着这样的使命：以批判的精神指出一种语言构架的容纳能力，并为建构新的语言构架提供方法论原则和指明方向”[15]。逻辑经验主义者卡尔纳普的“世界的逻辑构造”，是这一思想的最好演绎。库恩同样认识到了语言之于科学的重要性。不过，跟逻辑经验主义者不同，库恩的科学语言观念受到了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格式塔心理学（GestaltPsychology）和反辉格主义的科学史编纂学（anti-Whiggishhistoriographyofscience）的激励，因此，他从语言的动态使用层面上出发，来看待语言在理论评价、科学革命描述过程中的作用，尤其是用来解决“范式”观念所引致的诸多困境。这样一种借助于语言层面的策略，具有其特定的思想渊源：
首先，利奥塔的科学知识语用学，为库恩解决科学知识合法化提供了方法策略。
库恩的标志性的“范式”观念以及用伴随科学革命的范式转变来解释科学的发展，不同范式具有互不相容的概念和术语，它们在逻辑上不可通约。也就是说，后出现的理论并不比先前的理论有任何进步，也不比前者更加靠近真理，或者说科学并没有合适的方法能够接近或进入真理。由此，就对业已形成并享受了崇高社会地位的科学及其知识主张产生了公众质疑，即如何来衡量科学拥有的特殊权威，又是什么使得科学知识主张变得合法化呢？正是在库恩范式理论的背景下，科学知识的合法化问题凸显了出来，成为科学哲学研究中新的关注点。
后现代主义者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一书中提出的“科学知识语用学”思想，已经深刻地影响到了关于科学知识的传统观念。利奥塔看到，随着科学在人类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各个领域的成功表现，科学愈来愈显示出极端的统治者的地位，但是科学并不是知识的全体，它不得不去面对自身这种地位的合法化问题，而这并不是科学本身能够解决的，需要从整个语言规则和话语情景的变化上来解决科学知识的合法性问题。
既然科学知识本质上仍然是一种“论说”，它并没有超越叙事知识的地方或比叙事知识拥有更多的必然性，所谓的科学知识的“元叙事”特性已经不再适合于后现代的情景了，它必须寻求新的辩护基础。在利奥塔看来，这就需要在科学知识语用学的基点上来进行。因为一切科学知识和叙述都是通过交流和传播进行的，从而表现为讲话者、听者和指称物之间所架构起的语言游戏，而且，科学知识的辩护是一种建立社会规范模式的事情，而社会规范“本身就是一种语言游戏规则，一种质询探索游戏规则。语言通常能够迅速为‘提问者’定位，被问到聆听者，被提问的‘指涉物’之身位，也随之被迅速定位：这样一来，语言游戏规则本身就是社会规范了。……理论和实际在一个社会的传媒要素构成中。语词明显开始拥有了新的重要性”[16]。在这样的状况下，传统的科学知识的神话实际上已经在信息社会的不同的语言游戏的冲击下分崩离析，变成了局部决定论的碎片，科学知识表现出的形态“更属于语言粒子的语用学”。
因此，对于科学知识合法化，利奥塔认识到，只有科学知识作为知识而存在的根据得到认同时，才能获得其自身的合法性。但因为“科学无法像思辨性的语言所假设的那样，科学无法使自己为自身合法化”，只能“在对语言游戏规则的考释研究中，总结出一条合法化的路向，不再依赖于具体操作的效能来实施合法化”。[17]这种语言层面上的策略，无疑为库恩科学知识合法化的解决提供了可选择的思路。
其次，康德的本体—现象世界的区别，为库恩解决不可通约性论题提供了理论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