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语言共同体来说，词典非常重要，因为“如果对话者彼此之间使用的是不同的词汇系统，则一段给定的字符有时会形成不同的陈述。某一个陈述在用这一个词汇表述时，可能具有真值，但在用另一词汇表述时则不然”[25]。所以，当词典取代范式之后，科学革命意味着对科学词典进行变化的强烈要求，用新词典取代旧的词典。因为在新的科学语言语境或词典状态下，词典实质上的变换也就是认识世界的方式的变化。不同的科学家语言共同体具有不同的词典，只有在相同的结构化词典中，科学理论的意义和术语的指称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也就是说，只有在掌握了对方的词典的情况下，不同的科学语言共同体才能实现彼此的理解和交流。由此，根据其成员所共有和使用的不同的词典，可以把语言共同体彼此之间区分开来。
所以，科学理论之间所具有的差异，比如哥白尼的“行星绕着太阳转”和托勒密的“行星绕着地球转”之间的差异，就不仅仅是一种事实上如此的差别，而更是语言体系或结构上的不同。按照库恩的理解，如果说过去习惯上说“不同的科学陈述表述了不同的科学事实”的话，那么现在应当改变为“事实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不同语言背景的陈述者对事实进行了不同的描述”。这深刻体现了库恩前后期思想的巨大变化。
其三，“不可通约性”转变为“不可翻译性”。当词典将科学家分割为不同的语言共同体之后，由于各种语言共同体所持有的词典中词汇分类结构不同，所以会造成对话障碍。但是，在此，库恩放弃了早期表述这一现象时使用的“不可通约性”，而同样代之以语言学化的处理方式，即用“不可翻译性”来表述这种交流失败。在库恩看来，早期的“不可通约性”的表述像范式概念一样，宽泛而含糊。因为不可通约性指的就是范式之间缺乏共同的量度，造成不可量度的原因既可以是本体的、认识的，也可以是语义的、概念的，范围太广而无法做出精确界定。因此，库恩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在不可通约性的关键问题上，即影响科学共同体交流的科学语言，这样，科学共同体之间缺乏共同量度，就变成了语言共同体之间缺乏共同科学语言的问题，也就是没有居于两者之外的第三种语言存在，从而能够将两者进行对等翻译。这样就把“不可翻译性”凸显出来了。
但是，两个科学共同体有共同的第三种语言，这一要求仍然比较宽泛。为此，库恩进一步集中在科学语言的结构化词典上，即语言共同体所有成员共有的词汇表的结构，它为成员提供了相同的分类范畴和种类词。在库恩看来，这是因为，“语言共同体的成员必须具有相同的词汇结构，当然，他们可以因对同一语言的词汇系统的不同接受，而产生各异的理解和应用。否则，必将导致相互的不理解以及最终的交流中断……此外，如果交流双方的核心词汇结构不同，那么本来仅仅是对事物的不同见解，就变成了相互无法理解。潜在的交流者将面临不可通约性，即双方之间面临一种特有的令人沮丧的交流中断”[26]。所以，拥有共同的词汇分类结构，是交流的必然前提。在同一语言共同体内部，可以因使用和标准的不同而出现差异，但毕竟可以相互翻译达到理解。而如果没有共同词汇结构的话，那么他们所认识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各自使用不同语言，就会不可翻译两种语言的词汇分类结构不相同的区域，进而造成交流障碍。
总之，库恩后期思想体现出明显的语言学转向特征，他试图将早期思想中诸多无法解决的困难和问题，都通过语言学化的途径来进行重新解决。这一点，为重新认识科学历史提供了新的线索，这就是，“对于以往之思想的重构，史学家要像人类学家研究他类文明一样来进行，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就必须找到一些会说他种语言的人，以及他种语言与自己语言中某些范畴之间对应关系。史学家必须把自己的目标定在寻找这样的范畴和同化相应语言上”[27]。这正是库恩后期整个思想的实质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