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论之后英国语用思维的发展，主要体现在诞生于英国哲学语境的分析哲学传统中。这一传统包括两个学派，一个是剑桥的形式语义学和语用学，其奠立者有弗雷格、罗素和摩尔（）；另一个是牛津的日常语言哲学，其奠基者为赖尔、奥斯汀、斯特劳森和格赖斯，他们发展了包括言语行为理论在内的语言使用观念。维特根斯坦的前后期思想则分别对它们的发展做了贡献。与传统哲学不同，分析哲学不再关注于人、世界中的事物等，而是关注于用以去说出人、事物的理想的或日常的语言，以避免哲学家的误解并促进理性的一致。这种在从事哲学方式上的变化，源于许多哲学家试图促进科学家们的合作以便取得更大的科学进步，而寻求哲学中理性一致的理想。这一变化涉及对大部分传统哲学问题的语言重建问题。比如，基本的道德问题“什么是善？”成为关于“善”的意义问题或者关于“善”能够具有意义的方式问题，本体论的问题“那是什么？”成为关于什么时候和我们如何能够指称对象的问题。
理想语言学派之根本目的就是为哲学和科学研究寻求精确的、形式化的语言，消除洛克所担忧的语言不完全性和误用问题，它所发展了的形式语用学思想后来为美国哲学家蒙塔古继承，试图对语用学像语义学那样做形式化处理，认为“语用学可以看作内涵逻辑的部分的一阶化归”。[23]语用学发展的这一方向随着形式化语言的失败而逐渐衰落了，从1929年起，维特根斯坦开始改变了他先前竭力主张的哲学观点和从事哲学的方法。在他看来，确实许多哲学源自所用的语言语法的误解，但是，尽管日常语言能误导，我们并不需要把它转换进另外一种理想的语言，语言本质上是一种规则所统治的语言活动或“语言游戏”，它植根于文化约束的社会活动和态度或“生活形式”中。维特根斯坦的这些新思想促成了牛津日常语言学派的诞生，从而把哲学的追问与日常语言的研究联结起来，并更关注于后者，形成了“二战”之后繁荣的日常语言哲学运动。由此分析的对象从科学语言转换到日常语言，反对形而上学的争论削弱了，越来越多地注意于语言的非陈述使用。
在维特根斯坦的“意义使用论”和“语言游戏说”的启示下，奥斯汀从行为角度阐释人类语言交流活动，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牛津日常语言哲学的最有影响的代表。[24]本质上讲，奥斯汀发展他的语用哲学是出于克服他所遇到的哲学问题的需要。基于理想语言理论发展起来的语言哲学，把理想语言的功能还原为描述真或假的事态，因此，命题陈述是一种形式的真值语义学，句子的意义等同于它的真值条件，也就是说，意义是根据其在世界中的真值条件来给予的，句子可用于做出真陈述。但是，奥斯汀考察句子的实际使用时发现，这并不是句子的唯一功能。为此，从1939年起，特别是在他的1946年的论文《他人之心》，和他的关于“词和行为”的牛津演讲，以及他在1955年哈佛大学的詹姆斯讲演，并于1962年在他死后以《如何以词做事》为题出版的书中，奥斯汀发展了他的“言语行为理论”的语用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