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语用学本质上就是一种规范，一种规则，其目的就是在语言交流的范围内，来制定语言使用的适当与否的规则。一个陈述的意义，即此陈述所具有的有效性，首先和主要的就在于对此陈述进行的断定所带来的承诺和行为后果，并且这些承诺和行为后果依次得到此陈述参与其中的推理的反映。一个陈述的意义就是它的推理作用。在这种方式中，任何“语义解释”仅仅是对“语用意义”的详细阐释，“这是可能的，将所有种类的抽象对象与得到形式化的语言中的符号系列连接起来，从模型集合到哥德尔数字。这样的连接，仅当它用于决定哪些系列是如何被正确地使用时，才算为特殊的语义解释。比如，塔尔斯基将一阶谓词演算的形式完善的公式，映射为形态领域，从而将它们修饰为一种语义解释，仅仅是因为他能够得到有效推理的观念，告诉它们正确使用的观念。”[69]
从“语形—语义”学的分析模式到彻底的语用化模式的转换，使得语用对话真正地建构在牢固的公共生活实践之上。因此，从卡尔纳普模式到戴维森模式的“语用学转向”作为后分析哲学发展演变的必然趋向，内在地显示了“现今的哲学无不带有语用”这一哲学基本特征，可以说，“在分析哲学的发展进程中，科学哲学的兴趣逐渐从句法学转移到语义学，进而转移到语用学。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70]走向语用学，是分析哲学经历半个世纪的曲折历程后的最终归宿。
[1] [美]W.蒯因：《从逻辑的观点看》，江天骥等译，19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2] 冯契：《哲学大辞典》，1171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
[3] 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54～55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4] 冯契：《哲学大辞典》，1211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
[5] 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60～61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6] 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65～70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7] 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78～79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8] JefVerschueren，Jan-ola ?stman，JanBlommaert，ChrisBulcaen（ed.），HandbookofPragmatics，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BenjaminsPublishingCompany，1995，pp.471-475.
[9] [德]弗雷格：《算术的基础》，7页，1953年德英文对照版，转引自涂纪亮：《分析哲学及其在美国的发展》（上），3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10] AloysiusMartinich，PhilosophyofLanguage，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85，p.201.
[11] [德]卡尔纳普：《卡尔纳普思想自述》，陈晓山，涂敏译，17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12] [德]卡尔纳普：《卡尔纳普思想自述》，陈晓山，涂敏译，23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13] [德]卡尔纳普：《卡尔纳普思想自述》，陈晓山、涂敏译，125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14] 冯契：《哲学大辞典》，1287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
[15] 涂纪亮：《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比较研究》，11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16] 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227～235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