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语用学转向”导致了新的科学解释模型，从科学逻辑转向了科学语用学。亨普尔和奥本海默（）提出的科学解释覆盖率模型（D—N解释），本质上是逻辑经验主义对科学认识的产物，带有深刻的逻辑经验主义思维痕迹，该模型的目标就是在下述图式中对条件C提供解释：E是一个好的科学解释，当且仅当E是一个满足条件C的语言单元，它根据逻辑和经验的条件来阐明C。但基于科学逻辑的这种模式，根本不能解决意义的经验标准问题，既不能证实经验事实，又不能验证科学命题。因此，20世纪60年代末，汉森、库恩和费耶阿本德等激进的历史主义者认为，C应当根据历史的和世界观的条件来得到满足，科学的结果仅仅在一个所予世界观的语境中，才能够得到支持。20世纪70年代末，拉卡托斯、夏佩尔（）和劳丹（）等人认为，C应根据为阐明实在的概念框架、研究纲领而建立起来的理性模式来得到解释，他们并不在形式的方法论的论题和事实的、物质的论题之间做出明确的区分，而是认为，科学研究的结果最好是在关联于科学变化的过程中来得到理解。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语用学转向使这种“语用的语境论方法”更加日趋明朗，[66]这种语用论模型根据做出解释的解释者来阐明C，要求按照语境的适当的指导，在听者中产生理解解释者的意向以及解释行为的核心性。这是一种反逻辑主义的思维，即反对解释是独立于语境的一种语言单元，以及所有好的科学解释都能满足逻辑条件的单一集合。而认为解释依赖于主体，由于解释语境的差异，不同解释主体形成不同的提问方式，因而形成特定的回答方式和特定的解释形式。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科学解释范式的转变，即从科学逻辑到科学语用学的转变，因为“正是语用学才分析整体作用；而在这个整体作用的语境中，对语言系统或科学系统句法——语义学分析才可能是有意义的。因此，唯有指号学语用学才能使当代语言分析的科学逻辑变得完整”。[67]它所显示出的哲学意义不仅体现在科学解释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变化上，而且表明对科学理论的认识已不仅仅是科学解释的问题，更应结合人文解释，从科学共同体的意向、心理、行为等各个方面认识，在科学语用学基础上所建构的解释才能对科学理论的本质做出真正的认识。
最后，“语用学转向”为哲学发展提供了新的基点，构建了哲学对话的语用学平台。由于语言首要的不是词与事物关系的聚集，而是人类行为和作为这些行为的规则的聚集，并且真理也既不需要也不承认以符合论术语进行的解释。因此，使得一个表达式有意义的，并不是它所代表的那个事物或对象，而是它能作为一种交流工具得到使用这个事实——即存在一种我们能将之用于特定交流目的的方式。这样一来，最好不要把意义看作是一种对象，而应当看作是一种可以起作用或具有价值的某种东西，是它的表达式在实际言说语境中起作用的具体化。因此，“语义学必须符合语用学，把语义内容归属于意向状态、态度和行为，其目的就是要在各种语境中来决定它们所发生的语用意义。”[68]这样一来，作为语义学出现的，经常是伪装了的语用学。当我们表面上在陈述一个词和一个事物或对象之间对应的语义关系时，我们所真正做的，却是借助于其他相似的词来指明问题中词的功能和使用。正像蒯因和戴维森在思考根本翻译的实验时，各自进行的解释那样，去观察讲话者使用的表达式和观察他们是如何使用这些表达式的，实际上完全就是去观察和理解，除此之外，并不存在对词如何与事物相联结进行的观察。对一个陈述的意义进行的谈论，本质上所谈论的就是该陈述在具体语言语境中的有效性。仅当陈述的语义内容符合语境的要求，有助于去确定所有句子表达式的语言使用界限时，该陈述的语言意义才是有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