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语义学为核心的卡尔纳普模式和以语用学为核心的戴维森模式，实际上分别代表了分析哲学和后分析哲学的典型思维方式，从卡尔纳普模式到戴维森模式的转变，本质上是一种“语义学的语用化转向”。[64]可以看到，后分析哲学视野中的这种“语用学转向”，既显示了语言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必然，又反映了哲学思维发展的某种关节性的变革，具体地讲，其哲学实质和意义体现在：
首先，“语用学转向”重新定位了语言的三元划分结构，将语用学推向了哲学的中心舞台。卡尔纳普认为语言由语形学（表达式和表达式间的理论，进一步划分为语义适当和逻辑语义，即证明理论）、语义学（表达式和事物之间关系的理论）和语用学（表达式和讲话者之间关系的理论）所组成。戴维森模式对卡尔纳普模式所建基的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之间的界限提出了严重的质疑，但他的目的不是要否定这样的界限，而是要表明，卡尔纳普对语言界限划分的方式是不充分的。因为戴维森模式的出发点不是把语言当作一种命名的方法，而是当作一种工具箱的语言理论。一旦放弃语言作为一种命名的观念，就没有办法将语义学从语用学中解脱出来。当我们解读一种语言时，所学习到的每种东西（以及因此为弄懂这种语言而认识的每种东西），是语言的使用者如何使用语言。如果语言是非命名的，如果意义仅仅是解释者的分类工具，那么通过意义的棱镜所透视的语言行为的那些方面，以及不能够透视的那些方面之间，就不存在鲜明的界限了。我们在其对认识意义有用的地方就做出假设，而在认为它并不能对理解和解释言说有帮助的地方，则不假设它。因此，它们的区别应当是，用来标示我们所用于去交流的和我们如何使用它的之间的界限，即把语形学当作人们使用表达式，以便进行交流的理论（形式上是好的理论），把语义学当作人们如何使用表达式的理论。在这种有用性得到了充分发挥的新的戴维森模式的语言理论中，语形学被还原为可以进入到此种语言中的表达式，语义学被还原为对表达式进行使用的方式中的“原则的”“核心的”或“不变的”部分，语用学则被还原为对表达式进行使用的方式中的剩余的、“外围的”方面。由此，对于日常的语言交流而言，主体真正所面对的是语用学，而不是语形学和语义学。事实上，“语用学不是对句法和语义的排斥，而是兼容。返回到语用学也就返回到了具体。”[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