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后半期开始，语言分析方法的发展越来越倾向于对语用学的研究和应用，随着语用学作为一种方法论策略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渗透和扩张，其逐渐成为语言分析方法的重要工具。但哲学家对这种工具的青睐和使用却并不是在20世纪才开始。历史地讲，对语用的洞察自古希腊起就已经存在于人类的思维当中。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最先发展了一种交流的语用模式。自此开始，语用思维的发展与哲学的演进历史地结合在一起，一方面，语用思维在哲学研究中的出现满足了解决哲学难题的需求，语用分析方法成为哲学家可以有效使用的语言分析方法之一；另一方面，哲学家对语用分析方法的借鉴也内在地促进了语用思维的发展，导致了现代语用学的诞生。
不过，语用思维在各传统哲学中的表现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从而具有非常不同的特点。在德国，从康德的语言学转向开始，德国哲学传统对语用思维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源于寻求知识的理性基础的目的，为交流和对话进行奠基。这一策略在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和阿佩尔的“先验语用学”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英国，从洛克的符号行为哲学出发，英国哲学传统主要地关注于具体的对话和交流，与日常语言哲学的发展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独立的言语行为理论。在法国，语用思维主要体现在语言学家们对语言本质的研究当中，尽管并没有形成自己的语用研究特色，但仍然在各个层次上涉及了语用的基本方面。在美国，语言哲学的研究与实用主义传统结合在一起，特别是莫里斯的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的三元划分理论，为语用学的研究设定了基本对象域，而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进一步延续了奥斯汀的思想，格赖斯则开辟了语用学研究的新领域。哲学传统中的这些语用思维交织在一起，不仅共同构成了语用思维发展的生动历史图景，而且在客观上促进了大陆哲学和英美哲学、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相互融合和渗透，成为这种融合的当代表现形式。本章试图通过历史地考察语用思维在这些哲学传统中的具体表现形式，客观地展示语用思维形成发展的路径和形态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