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它符合了作为20世纪前半叶大多数逻辑学家和分析哲学家哲学观点支柱的逻辑原子学说。这种学说认为，逻辑的形式语言通常是由语形学和语义学来定义的。前者创建了它们的公式是如何被形成或重新形成的，后者则构成了此公式及它们的部分所代表的东西。正是基于此，卡尔纳普看到了语言和世界作为大厦是建立于特定的原子基础上，并且语言和世界的联结依据于大厦的同形结构，“原子命题与原子事实同构，分子命题与复杂事实同构，整个宇宙就是建立在原子事实之上的逻辑构造，它同构于一个理想化的逻辑语言体系。”[52]逻辑原子学说的这一基本原则构成了卡尔纳普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手段，使他认识到“一切科学命题都是结构命题”，试图通过概念分析达到对“世界的逻辑构造”。[53]
可见，卡尔纳普的语义学模式实际上概括了早期分析哲学传统对世界的哲学洞察。在这只大伞下，语义学成为一切问题的核心和出发点，它认为，通过在语词和它们的指称对象之间构筑不变的功能关系，就可以达到确定性和清晰性的目标，成为共同的坚定信念。在那里，一端是语言的语词世界，另一端是对象的实在世界，认识成功的标志是真理的符合论，具体表现为追求指称的唯一确定性和绝对所指。它预设了语言和实在、命题和现实之间的同构性，并试图在这种预设的阿基米德点上构建起语言哲学的整个大厦。
2.原子主义的垮台
卡尔纳普的语义学模式的两个基础看来并不能令人满意。首要的一点就是，现代逻辑的发展提高了对自然语言的理解，自然语言和形式语言之间并不具有本质的同一性。如果说形式语言是对自然语言的在同等含义上的摹写的话，那么，对形式语言的研究决不能代替对自然语言的研究，前者只是研究的手段，后者则是研究的对象。卡尔纳普的语义学模式的局限就在这里，在本质上它对于形式语言是一种界限，但对于自然语言却是幻想，问题是我们如此习惯于通过自然语言的形式语言模型这一棱镜来透视自然语言，以至于经常错把后者当成前者。
更为重要的是，原子图景对于构建语言—世界关系的解释过于天真了。维特根斯坦，这位在《逻辑哲学论》中提供了对原子图景的最为哲学的和丰富的阐述的思想家也逐渐认识到了原子主义的缺陷。他看到，语言中的原子陈述，与世界中的原子事实相对照，这种基础的假设在实在中得不到支持。因为对于这种理论而言，它的基本特征是成分的独立性，即它们的每一个之为真或为假都应是独立于其他成分的真或假。在理想语言中所预设的这种看似合理的假设，在自然语言中却行不通，自然语言中的许多基本语句尽管构成语言的“原子”层次，但彼此并不独立（例如，如果“X是红色”为真，则“X是蓝色”就不能同时为真）。当然，对于原子思维而言，这还不是致命的，关键是，维特根斯坦看到事物以及与它们的表达式的关系，无论是其意义还是符合，都是不可证明和无用的，正像他在后期《哲学研究》中所指明的那样，意义最好被作为使用的方式，而不是被命名的事物来看待。
后分析哲学家蒯因、戴维森、塞拉斯（）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相同的洞识。蒯因指出，在概念和事实之间以及在哲学和经验之间做出严格区别是一种误导，特别是在翻译未知语言以及证明科学假说时，原子论阻止了我们对语言本质上是整体的认识；戴维森则通过思考“我们如何发现意义？”来逼近“什么是意义？”的问题；塞拉斯在对知识的本质进行思考时，意含了对在原子事实的知识和复杂事实的知识间划界的反对。这使得那种在其中每个表达式都反射它自己的、特殊于其他表达式的世界的作为表达式集合的语言，很难出现于后分析哲学当中。
随着原子主义思维在后分析哲学中的覆灭，特别是一方面“语言和逻辑的发展远远扩展了卡尔纳普语义学的界限并吞并了原本属于语用学的领域”，另一方面“整个语言哲学的发展对卡尔纳普处理语言的方式产生了质疑”，[54]卡尔纳普以“命名法”为基点的语义学模式逐渐走向了衰落。在这种传统思维中打开第一个缺口的维特根斯坦改变了看待语言的方式。在他看来，语言不应被视为是贴于事物之上的标签，而应是一种工具盒，由此，语言之成分的意义就在于它们的功用而不是对事物的依附。对他来讲，言语形式的意义和理由必须建立在人类话语世界之中，而不是超语言的独立实体中。他之所以提出“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55]是因为他意识到人们常常被语法形式引入歧途，因而忽视了不同语法形式被赋予的不同用法。事实上，是什么东西表达了一条规则以及它所表达的规则是什么，这取决于它的用法而不是它的形式。因为，一个人是否理解了一个表达式，理解到了什么，这可从他使用它的方式中，也可从对他人用法的反应方式中看出。这并不是一种理论建构，而是表达式的用法规则。这样一来，是“作为人们如何使用语言符号的理论的语用学，而不是语义学，应当成为语言理论的核心”。[56]在这个基点上，一种以“语言使用”为核心的语用学模式——戴维森模式逐渐在后分析哲学中建立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