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特别应当说明的是，我们讨论语用学或科学语用学，并将之视为语言分析方法的核心论题之一，进而使得语言分析方法在科学哲学发展中具有了特殊重要的意义，甚至可视为解答科学哲学各类难题的重要平台之一，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这是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模式和理念的反映。我们认为现代科学语用学的基本理论和思想很多都源于维特根斯坦，这当然除了他所提出的“语言的意义就在于使用”这一著名口号之外，更在于他对哲学本质的理解。在排除寻求建立哲学大厦的“阿基米德点”的可能性后，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并不是一种理论，而是活动，是在生活世界中有规则的语言游戏，因此是参与者（包括讲话者和听者）间的对话和交流，而不是单纯的主客体模式，这事实上恢复了苏格拉底式哲学沉思的传统，即在对话中明晰思想、澄清观念，所以，整个哲学史就是在不断寻求这种对话平台或基础的历史。随着旧平台的倒塌，新平台的建立，所有的思想观念，包括语言的、科学的、逻辑的和价值的观念都会随之重新构筑自己的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科学语用学构成了“当代思维的基本平台”[27]，它为哲学的对话和辩论提供了很好的场所，各种流派、思潮均可在这一界面上进行有效的交流，而不必顾及各自的边界。因此，提出“科学语用学”这一思维平台，“我们无意于解决基础问题，而只是想强化这样一种观念，即语用学不是一种学说，也不是一种观点和立场，而是不同立场与观点彼此展开论辩，寻求相互说服的场所。语用学所提供的原理与规范无非是使论辩各方能在非强制、无扭曲的情景下达成共识”[28]。另一方面，我们关于“科学语用学”的研究是从基本层次上进行的，就是说，所涉及的是语用学的基本含义、对象、界域，语用学与语义学的界面，语用思维的历史渊源，语用学在现代西方哲学中的表现形态等基本问题，当然也有扩展性的研究，即运用语用分析方法对现代西方哲学中的问题进行新的求解。因为随着哲学、语言学和认知科学等领域中“语用学转向”（pragmaticturn）的逐步形成，提问方式改变了，求解问题的方式也随之得到了相应的改变。但问题是，往往在尚未搞清基本问题，或不了解其基本内涵的前提下，就片面地使用或滥用语用学的各种观念和思维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