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由于莫里斯符号学的语形学（syntactics）、语义学（semantics）和语用学（pragmatics）的三元划分，使得所谓的“语用学”实际上只有在与语形学和语义学的比较和对应当中才能体现出本质意义，所以，有必要区别三者的界面问题。我们总结了语言哲学史上从形式的、内在论的和哲学的角度对语用学和语义学进行划界的理论，探讨了“关联理论”的新模式，并对两者划界的意义做了分析。但是对“语用学”和“语形学”的界面问题，本书没有做详细的说明，而只是散见于各章节中，只能留待以后专门进行完整的研究。不过，这里可以提供美国逻辑学家蒙塔古（）的思路，在《语用学和内涵逻辑》一文中，蒙塔古批评莫里斯的划分过于模糊，认为“语用学是个在开始时要效法语义学或它的现代形式——模型论，这种理论最早探讨真理性和满足性（在一个模型中或一种解释下）的概念”。因此，他主张可以把语用学的语言处理为由逻辑常项、个体变项、个体常项和算子等符号化的表达式，使“语用学包含在扩展语用学之中，扩展语用学又包含在内涵逻辑之中”。从而，“语用学可以看作内涵逻辑的部分的一阶化归”[21]。可以看出，蒙塔古在此实际上是试图用语形学的方式来处理语用学，把语用学形式化。这一处理方式有一定的启迪意义，尽管我们并不认为蒙塔古的愿望能够实现。
总体上看，本章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通过对语言分析从语义到语用的转变及其实质的考察，来揭示语言分析方法之“语用学转向”的本质特征和方法论意义。因为，“科学逻辑为科学语用学所取代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22]；德国著名哲学家阿佩尔就把自己的先验语用学的主题定位为“语用学转向”[23]；B.内利基（）和D.克拉克（）编写的《语言、行为和语境：语用学在欧洲和美国早期的历史，1780—1930》中明确提出20世纪语言哲学的三次转变历程，即语言学转向、语用学转向和认知转向（cognitiveturn），认为“语用学转向导致了对行为中的言语和言语中的行为的交流和社会研究的繁增”[24]。除了这些从语言哲学自身发展的轨迹上来研究语用学转向之外，包括阿佩尔和哈贝马斯等在内的哲学家也意识到整个哲学发展方向的改变，自觉地使用语用思维来改造传统哲学，比如阿佩尔就讲道：“在分析哲学的发展进程中，科学哲学的兴趣重点逐渐从句法学转移到语义学，进而转移到语用学。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25]而哈贝马斯更提出“规范语用学”（formalpragmatics）的思想用以重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性，甚至专门著文指出罗蒂在某种程度上也发生了语用学的转向，认为罗蒂的语用学转向是“用成功的主体间相互理解的交流模式取代了知识的表征模式”[26]。所以，此方面研究的热烈从另一侧面也透视出研究语用学转向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以及所体现出的学术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