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语言分析方法与语用学转向。无论是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内在的发展趋向，还是语言学和符号学理论更迭所带来的外在驱动力，都使得语言分析方法向着语用学的方向迈进。实际上，现代符号学的发展为语用学转向和语用分析方法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支撑，因其涉及的是符号过程的结构和功能等问题，所以，随着符号的意义表达和传输对整个符号运行过程中语境的依赖，传统的探讨符号问题的各种方法，包括逻辑的、结构主义的和现象学的方法不再能满足符号学发展的要求，使符号学中的语用维度逐渐地凸显出来。在这一方向上，美国哲学家莫里斯（）和卡尔纳普在各自符号科学的构建中认识到并突出了语用学的作用。而德国哲学家阿佩尔（Karl-OttoApel）则在另一种意义上使用符号学，通过把符号学与先验哲学结合起来，建构了一种以语言的先天性代替意识的先天性的先验语用学（transcendentalpragmatics）。[12]在这样背景下展开的语用学转向既有其内在的本质合理性，更是语言分析和符号学发展的必然。
此外，探讨语用学及语用思维在语言分析方法中的地位，需要交代特定的语言学背景。这也是本书的基本内容之一。当然，本书在该方面采取的是哲学的写作方式，即关注于语用学理论发展的意义而不是具体的语言学技术和经验的分析。为了澄清语用学的基本含义，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追溯语用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应当说，亚里士多德从正反两方面有效地促进了语用思维在西方哲学中的发展，这之后，延伸出探讨语用学基本含义的四个不同方向，即大陆哲学的、符号学的、形式化的和英美语言学的方向，它们交错地出现于哲学研究的主要传统国家中，包括德国、英国、法国和美国等。但是，寻找语用思维的出现比较容易，而给语用学下一个明确的、令人满意的定义就比较困难了，这实际上涉及语用学的对象性问题，这里我们采取了当代美国著名语言学家列文森（）的观点。他在其著名的语用学教科书《语用学》中，从语言使用的规则性、功能，语言使用和语言能力的区别，语用的语境性，与语义学的关系，语言的理解，语言使用者的能力，语用的外延性等不同的角度列举了历史上出现的八种“语用学”的界定方式，为我们做了比较系统、全面的总结和评述。[13]此外，他还从外延性的角度，对“语用学”研究所涉及的基本域面做了具体分析，认为语用学至少包括对指示词（deixis）、会话含义（conversationalimplicature）、预设（presupposition）、言语行为（speechact）和会话结构（conversationalstructure）的研究。[14]在此，我们采用列文森主张的“语用学”的界定和研究范围的观点是因为他的《语用学》既总结了前人的成就，又为后来者的研究提供了标准的范本。国内语言学界对语用学的研究大多依照列文森的模式，比如索振羽的《语用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姜望琪的《语用学：理论及其应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等。此外，从语言学角度专门研究语用学基本理论的国外著作还有：盖茨达（）的《语用学：含义，预设和逻辑形式》[15]、利奇（）的《语用学原则》[16]、梅伊（）的《语用学概论》[17]、余尔（）的《语用学》[18]等；国内的著作有：何自然的《语用学概论》[19]和何兆熊的《语用学概要》[20]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