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语言学转向与科学哲学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20世纪是一个“语言学对哲学进行改造”的世纪，语言学的烙印普遍存在于哲学的各个领域当中。语言本身所独具的“媒介”和“实在”的双面特征，使语言分析方法能够在对象世界和心理意识之间建构起直接的桥梁，既消除了“形而上学”的空洞思辨和烦琐论证的哲学病，又为哲学走向语言、知识和科学形成的人类生活实践语境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和可能。对此，尤尔根·哈贝马斯（）深有感触地讲道：“使我们从自然中脱离出来的东西就是我们按其本质能够认识的唯一事实：语言。随着语言结构[的形成]，我们进入了独立判断。随着第一个语句[的形成]，一种普遍的和非强制的共识的意向明确地说了出来。独立判断是我们在哲学传统的意义上能掌握的唯一理念。”[11]
因此，在本书中，我们首先对“语言学转向”的动因、特征和意义做具体分析。语言分析方法作为哲学语言学转向的产物，它是语言哲学自身凝练出的方法论体系。而从语言哲学的层面来看，“语言学转向”既是一场在新的基点上探索哲学存在新方式的革命，也由于形式理性的极端迷信和科学主义的神话而日益成为阻碍科学进步的因素，使得“语言学转向”及其产生的一系列结果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强烈挑战，但这也客观上为哲学的语用学转向和语言分析方法的演进提供了契机。这种契机也成为托马斯·库恩（）后期思想转变的哲学根源，库恩后期思想体现出明显的语言学转向特征，他试图通过语言学化的途径来回应早期思想中诸多无法解决的困难和问题，这一点是库恩后期整个思想的实质所在，因而，“语言学转向”成为标示库恩后期思想的重要理论特征，这一点对于理解“语言学转向”如何影响科学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
此外，在本章的最后一节，我们从语言学转向和科学研究的实际出发，明确指出，在所有科学领域（不仅包括传统认识上的自然科学，而且涵盖了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领域），科学研究都涉及语言的表述、解释、修辞等语言使用的问题，尤其是在科学学者化和专门化的今天，对科学文本的理解日益突出起来，有时候甚至比科学研究本身对于社会的作用和大众的影响更为重要，所以，特别有必要从元理论的层面上，对科学共同体所使用的科学语言（scientificlanguage）以及由此形成的陈述、命题和话语给予特别的关注。事实上，科学语言在科学研究中具有特权地位，语言和意义是物质世界进行任何观察的前提条件，这种优先地位使得一种语言的分析在任何科学假设中都是必要的。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考虑到科学语言的使用、规则和语境，我们如何能够明确地表述那些支配物质、宇宙、社会和时空的种种法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语言学转向以及语言分析方法的产生，不仅是哲学发展和思维演进的必然，而且对于科学研究的意义也是十分明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