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语言哲学和语言分析方法富有生命力的发展还表现在20世纪哲学理性的一系列“转向”上，这就是以“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turn）、“解释学转向”（interpretiveturn）和“修辞学转向”（rhetoricalturn）为背景，对科学实在论和科学哲学的生成和发展进行了新的理解和构建，“三大转向”为理解和把握科学实在论和科学哲学演变的历史进程、趋势定位和理性重建的模型及其各种特征提供了最清晰、最本质的脉络。具体而言，语言学转向“是以逻辑实证主义为核心的分析哲学的广泛运动，试图通过对语言形式的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的逻辑分析，去把握隐含在语词背后的经验意义，从而推崇科学主义的极端观念和形式理性的绝对权威。语言学转向，作为一种运动对20世纪科学哲学的长期影响及其最终的衰落，播下了科学实在论全面复兴的星火”[3]。解释学转向的宗旨“就是要把人类的行为、科学、文化或整个历史时期作为本文来阅读，强调作为对话的个体和共同体之间的协调和互补，从而在一切本文的社会性意义上超越语言学转向的狭隘性和片面性。解释学转向作为一种运动，它的深入发展，在更广阔的时间序列和社会空间上影响了科学实在论的进步”。修辞学转向的目的“是要把科学修辞作为一种确定的科学研究方法，充分地揭示科学论述的修辞学特征，从而在科学论述的境遇、选择、分析、操作、发明和讲演中，给出战略性的心理定位和更广阔的语言创造的可能空间。这一转向作为一种运动的兴起，促使科学实在论者们更进一步排除存在于理性与非理性、语言的形式结构和心理的意向结构、逻辑的证明力与论述的说服力、静态的规范标准与动态的交流评价之间的僵化界限，进一步消解单纯本体论立场的独断性，强调心理重建和语言重建的统一”[4]。尽管在其理论特征和动因上，这些“转向”具有十分不同的意义，但它们无一不是以“语言”为基本定位和出发点，试图通过语言的研究来寻求科学哲学甚至整个哲学的发展趋势和演变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