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语用学”（pragmaticsofscience）这个术语必须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在我们目前所查阅的国内外关于语用学的资料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译丛》编辑部编写的《英汉哲学术语词典》中明确地有此词条的中英文对译[29]，考虑到编辑该词典的时间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充分说明随着20世纪后半期语用学研究的日益显著，语用学的思维和分析方法正在逐渐向哲学领域渗透和扩张，对这种趋向，当时的中国哲学界已经意识到并在术语的翻译中有所反映。本书以“科学语用学”为研究对象，从一般的意义上讲，“就是对科学语言的使用进行研究”，但这样一来，必定存在的一个疑问就是：这岂不成了语言学的研究了吗？确实，在本书中存在许多关于语言学方面的东西，但事实上，语言哲学的研究必须是以语言为基础的，否则，也就不称其为语言哲学了。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哲学的最终形式就是语言学，或者说，哲学的真正目的就是形成特定的语法规则，包括语义的（前期维特根斯坦）和语用的（后期维特根斯坦）。应当看到，把科学语用学界定为“科学语言的哲学研究”，我们是在比较广泛的意义上来认识“科学”的，它是一种广义的科学，不仅包括传统认识上的自然科学，而且涵盖了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领域，因为在所有这些领域，科学研究都涉及语言的表述、解释、修辞等语言使用的问题，在科学学者化和专门化的今天，对科学文本的理解日益突出，有时候甚至比科学研究本身对于社会的作用和大众的影响更为重要，所以，特别有必要从元理论的层面上，对科学共同体所使用的科学语言以及由此形成的陈述、命题和话语给予特别的关注。事实上，科学语言在科学研究中具有特权地位，语言和意义是物质世界进行任何观察的前提条件，这种优先地位使得一种语言的分析在任何科学假设中都是必要的。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考虑到科学语言的使用，它的规则和语境，我们如何能够明确地表述那些支配物质、宇宙、社会和时空的种种法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于科学语用学的研究，不仅是哲学发展和思维演进的必然，而且对于科学研究的意义也是十分明显的。当然，有必要区别“哲学语用学”和“语言语用学”，前者是哲学研究，后者是语言学研究，“哲学首先是语用学，然而不能说语用学首先就是哲学”[30]，这个界限不能混淆。对于哲学语用学而言，它是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语用学，它是一种哲学治疗方法，要求返回被传统思维抽象、还原甚至忽略掉的语言游戏的语用维度中，关注的是在何种情景下由谁进行对话和交流的问题，所以，“哲学不应以任何方式干涉语言的实际使用；它最终只能是对语言的实际使用进行描述”[31]。而语言语用学则对具体的语言使用进行语用技术的分析，是一种经验语用学。本书正是在哲学语用学的意义上使用“科学语用学”这一概念的，这是一种元语言的语用研究，通过用语用学的观念来看待哲学，进而从哲学的层面上来理解科学命题和陈述的表述与使用，所以，对科学语言使用的元理论研究，也正是哲学语用学的主要领域。另一方面，使用“科学语用学”尚有更进一步的意义，就是希望为将来最终与“科学知识语用学”（pragmaticsofscientificknowledge）的连接奠定基础。“科学知识语用学”这个概念是著名的后现代主义者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oisLyotard）在《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一书中提出的，在该书中，利奥塔把他的后现代科学哲学表述为科学知识语用学，针对当代西方后工业社会中科学知识的叙事危机，试图以语用学的方法和观念来重新解释当代的科学危机、社会变异和文化症状，如此一来，就使语用学的思维与整个社会的科学、文化等各个方面连接起来，非常符合我们对语用学研究的进一步目标。[32]
第三章：语言分析方法的语用传统。迄今为止，语言分析和语用学的大部分基本概念和思想都是在语言哲学家的工作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本章从历史的角度，对语言分析方法的语用传统在德国、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发展历程做了具体的系统总结，试图从中发现语用思维演变的不同哲学背景，从而发现不同的表现形态和思维特征。这些分析主要以笛卡尔（）的“认识论转向”之后康德（）和洛克（）的思想为基点谈起，一直到最近美国实用主义之后的发展，包含了几乎所有对语用思维的发展做出贡献，或者是在其思想中有语用思维的哲学家，当然也包括一些语言学家。应当说明的是，我们在本章中所提到哲学家和语言学家，按照通常的认识，他们的主要思想和观点并不是关于语言分析方法和语用学的。我们以“语用思维”为问题核心将他们组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语用思维”发展史图景，弥补了传统认识上的不足，展示了这些哲学家们许多不太引人注意的思想。
本章的具体写作由于是一种历史性的叙述，所以，我们更多地采用描述的方式，旨在真实地展示和再现历史原貌，而没有加入更多评论，因此，在这里做进一步的引申。通过绪论的具体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语用思维在德国的发展表现出与英国、法国和美国非常不同的风格。在德国，康德把语言视为理性的外在化和异化的唯一工具，因此，对语言的关注和规范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发现理性和道德的那些先验的和最高的原则，这一立场经费希特（）和洪堡（）等人直到哈贝马斯和阿佩尔都没有改变，尽管在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可以说是一种“纯粹的语用学”；而在英美哲学传统中，洛克所培育出来的语用思维则源于对语言的不完全性和私人性这些先天缺陷的治疗，更多地是为了知识和经验的传达而关注于语言的规则和使用技术，包括奥斯汀（JohnAustin）、塞尔（）和实用主义的行为主义语用学都是在这种意义上进行语用思考的，是一种“经验主义语用学”。这就使得“语用思维”或“语用分析方法”在两种传统中表现出相当不同的功效、主题和路向。德国传统研究语用学是为了寻求“知识基础”（foundationofknowledge），或者说是为了寻求知识奠基的策略，是一种“元谈论”，是要从根本意义上解决主体间的对话和交流问题，所以特别地关注语言使用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和理解（understanding）这两个重要特征，比如哈贝马斯的规范语用学，就是试图“通过对语言的运用所作的具体考察，恢复语言作为‘交往行为’的中介的地位，并建立一种可能的、有效的、理想化的语言使用规范”[33]，以作为一种强理想化的普遍预设和行为规则，对个体之行为目的的实现起规范作用，并涵盖所有形式的交流行为，将规则的“规范”和语言的“使用”内在地连接起来，从而“使得理解的实践过程成为可能的普遍前理论的和暗含的知识之重建的一种准先验的分析”[34]，所以，规范语用学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理性（精确地讲，交流理性）的重建；同样，阿佩尔更是直接地把先验哲学与语用学嫁接起来，明确地指出研究的目的：“不仅阐明先验语用学对现代科学的经验的必然性，而且也阐明用先验语用学诸概念来批判地重建康德意义上的‘批判的’先验哲学的必然性。”[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