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20世纪哲学的风云变幻，从关注于“认识如何可能”到“语言表达的如何可能”这一哲学基础的根本变化，哲学进入了一个不同于以往形态的“分析时代”，这使得整个20世纪西方哲学的发展深深地铭刻着“语言”的烙印。从胡塞尔（）为拯救欧洲科学的危机而创建的以探索存在和意识现象为主要内容的现象学，到伽达默尔（）用现象学方法寻求语言理解的诠释学（hermeneutics），从以科学为模式重建哲学基础的逻辑经验主义，到试图通过分析语言结构来揭示人类文化结构的结构主义，尽管这些哲学流派的出发点和理论基础各不相同，有的甚至处于对立状态，但它们都表现出对语言的强烈兴趣，将语言作为一种分析手段运用于各自哲学理论的构造当中。即便是兴起于20世纪后半叶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也通过对语言和文化的研究，取代了传统的逻辑的、思辨的研究，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使分析哲学的发展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所有这些不仅没有使哲学走入上世纪末哲学家所担忧的穷途末路，相反，西方哲学在这个世纪的蓬勃生长，恰恰向世人表明了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随着历史而消亡的只能是某个具体的哲学理论或理念，而只要人类存在一天，哲学就不会真正走向消亡，因为人类就是需要哲学来填补的理性动物。”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些哲学家看来，唯有真正的语言研究而不是那种希冀通过语言寻求某种心灵结构的研究，才无须任何被可能接受或提出的基础”[1]。
概括起来讲，这样一种哲学范式的转变具有非常显著的时代特征和哲学意义。而定向于语言分析方法的研究，则为理解和把握科学哲学和语言哲学这一演变的历史进程、趋势定位和理性重建的模型及其各种特征提供了最清晰的脉络。其基本特征就是哲学的语言学化和语言的哲学化。一方面，哲学的后形而上学发展要求在语言中寻求它的具体应用层面，引入语言分析手段以丰富自身的方法论特征；另一方面，语言在摆脱了单纯的工具媒介特质后趋向于抽象和理性，试图在哲学基础上奠立自身的实在或本体地位。这一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turn），发生于20世纪前半期，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等哲学家使用语言语形分析手段解决哲学问题，形成语义哲学；二是“语用学转向”（pragmaticturn），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奥斯汀（）、塞尔（）等哲学家借用语用学的成果来构筑哲学对话的新平台，形成语用哲学；三是“认知转向”（cognitiveturn），发生于20世纪末期，植根于语用学对讲话者意向性、心理的关注来解决科学认知问题，形成认知哲学。[2]语言分析，特别是语用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以及“语用学转向”以来形成的语用思维，成为哲学研究的新的出发点和生长点，它既总结了“语言学转向”的合理成就和经验教训，又为“认知转向”提供了基础和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