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语言分析方法的现代发展。专门列出一章来讨论语言分析方法中的语用分析进路在现代的发展，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其一，“语言分析方法的语用传统”实际上主要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为了真实展示语言分析方法中语用传统的形成过程，因此，其中提到的许多哲学家和语言学家，他们的主要思想并不是语用学，或者语用学在他们思维发展的过程中并没有起更大的作用，只是为了历史连续性的需要而提到。而且，所描述的大多是尚未形成完整和成熟的语用观念，而语用学成为显学，语用思维或语用分析方法成为语言分析的主要方法之一则是在20世纪后半叶的事情，所以，非常有必要将那些有系统语用思想的哲学家单列出来，进行详细的分析研究。其二，构成语用学主要内容的那些基本论题，包括言语行为理论、预设、会话含义和指示词等理论，同样有形成、演变的过程，但如果从研究传统和国别的角度看，就容易造成断裂和不连贯，因此有必要从理论本身发展的连续性上来分析。
但是，本章所提供的研究是极为不完全的，从人物上，只对维特根斯坦和哈贝马斯进行了研究，而从理论上，则只对言语行为理论进行了分析，实际上，在这一题目下应当还有很长的名单，比如阿佩尔的先验语用学、罗蒂的语用学转向，以及预设、会话含义、指示词和隐喻（metaphor）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在此提供一点简单的思路和内容上的介绍。
像哈贝马斯一样，阿佩尔的语用学也是在德国哲学传统中进行的。但他是一个思想非常开放的哲学家，从他的身上明显地体现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融合趋势，因为他既受到康德、海德格尔（）等人的强烈影响，同时也深受维特根斯坦、皮尔士等人的感染，比如，在《为何先验语用学》一文中，阿佩尔明确地指出了自己先验语用学形成的思路：“我本人的先验语用学之路细想起来是这样的：最初接受了莫里斯（进一步说是皮尔士）所达到的三维指号学的‘语用’（或者说‘施行’）的概念，通过将指号的解释者（‘发送者’与‘接收者’）进行主题化，从而在语言哲学层面上返回到古典先验哲学的主体问题的建构上去。我认为在这一过程中奥斯汀和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起到了关键性的中介作用。这就是说，要想克服把主体自我反思的言语行为按指称语义学进行对象化，还原到指号使用者（莫里斯的‘有机体’）的行为这样一种行为论的经验语用学的话，就必须走言语行为理论，更确切地说，是哈贝马斯所谓的言语行为的施行与命题的‘双重结构’原理的道路。”[37]可见，阿佩尔的先验语用学的首要目标就是实现一种双重转换，即“一方面使经验的东西按先验的方式得以重构，通过重新奠基使语用学摆脱相对主义的困境；另一方面同时也把康德的先验哲学按施行论的方式加以转换，转换到语用学的维度上来”[38]。罗蒂的语用学转向走的则是另一种道路。他总结了语言学转向的经验与教训，认为在它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是它即将结束的信号。因为它实际上通过经验的和思想的语言分析带来了三个符合论的神话：所予神话、作为表象思想的神话和作为确定性真理的神话。而这种以主体为基点的哲学体系已经受到了从皮尔士到哈贝马斯和海德格尔的严厉批判，因此，罗蒂的语用学目的就是，既然无法躲避作为知识表象和交流媒介的语言表达，就必须为语言使用者创造主体间际地共有的生活世界的公共空间，通过语用学转向形成的语境化解释和对知识的反实在理解来消解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表征主义，从而把知识看作是一种对话和社会实践的事情，而不是镜式自然。[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