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经济结构对分配权利的限制
按劳分配所存在的上述权利悖论无疑是一种缺陷或弊病，而在马克思看来，“这些弊病，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84]那么，如何理解经济结构对人的权利的限制？如何理解文化发展对人的权利的限制？最后，又如何理解经济结构对文化发展的制约呢？
从拉萨尔的分配方案来看，“问题的实质在于：在这个共产主义社会中，每个劳动者都应当得到……‘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85]。就是说，把全部劳动所得在劳动者之间进行平等分配，这是问题的实质和关键所在。然而，在马克思看来，“如果我们把‘劳动所得’这个用语首先理解为劳动的产品，那么集体的劳动所得就是社会总产品”[86]。而社会总产品是不可能全部作为消费资料不折不扣地在劳动者之间进行分配的，而是必须进行若干必要的扣除。首先，从社会总产品里面“应当扣除：第一，用来补偿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第二，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第三，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87]。这些扣除中的第一项用于补偿生产资料，第二项用于生产积累，第三项则用于生产储备。其次，这些扣除是物质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得以进行的必要条件。马克思讲：“在极不相同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中，不仅都有简单再生产，而且都有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虽然程度不同。生产和消费会累进地增加，因此，转化为生产资料的产品也会累进地增加。”[88]显然，若没有第一项扣除，就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系；若没有第二项扣除，就不可能进行扩大再生产。就第三项扣除而言，保险基金“同异常的自然现象，火灾、水灾等等引起的破坏相关联”，从整个社会来看，要扣除保险基金，就“必须不断地有超额生产，也就是说，生产规模必须大于单纯补偿和再生产现有财富所必要的规模，——完全撇开人口的增长不说，——以便掌握一批生产资料，来弥补偶然事件和自然力所造成的异乎寻常的破坏”。[89]因此，若没有第三项扣除，无论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都有可能被迫中断。并且，即使不考虑人口的增长，保险基金的生产本身就是扩大再生产的动因。最后，“至于扣除多少，应当根据现有的物资和力量来确定，部分地应当根据概率计算来确定”[90]。这三项扣除的具体数量的确定，既取决于现实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具体的“概率计算”。
可见，一方面，“从‘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中扣除这些部分，在经济上是必要的”；另一方面，“这些扣除无论如何根据公平原则是无法计算的”。[91]就是说，这些扣除是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决定的，与公平与否没有关系；或者，如果说它们是公平的，那也不过是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的（法律或道德的）观念表现或反映。从分配权利来看，从社会总产品中做了这些扣除之后，才是生产者有权（利）分享和消费的生活资料部分。并且，由于这些扣除是由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决定的，所以，生产者的权利不能违背经济规律，不能超出经济关系和经济结构所规定的限度。[92]
2.经济结构与文化发展的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