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关于“自由—正义”的转变。与上述两种转变相联系，表面的自由和正义也向实际的不自由和不正义转变。马克思说：“在现存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总体上，商品表现为价格以及商品的流通等等，只是表面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的背后，在深处，进行的完全是不同的另一些过程，在这些过程中个人之间这种表面上的平等和自由就消失了。”[88]当然，只有在总体或整体上，就是说把流通过程和生产过程联系起来，才能看清这一点。因为，仅仅从市场交易来看，每一次交易都服从于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因而都是自由的。与此不同，从总体上看，就“必须承认，我们的工人在走出生产过程时同他进入生产过程时是不一样的”。之前，“在市场上，他作为‘劳动力’这种商品的占有者与其他商品的占有者相对立，即作为商品占有者与商品占有者相对立。他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时所缔结的契约，可以说像白纸黑字一样表明了他可以自由支配自己”。因为，“从法律上看来，这种购买的前提不外是工人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能力，而货币或商品的占有者自由地支配属于他的价值”。这就是说，工人和资本家在市场交换中不仅是平等的，而且是自由的。但是，“在成交以后却发现：他不是‘自由的当事人’，他自由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时间，是他被迫出卖劳动力的时间；实际上，他‘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决不罢休”。[89]既然是被迫的，就是一种强制，而强制即意味着不自愿、不自由。因此，马克思说：“剩余劳动是资本未付等价物而得到的，并且按它的本质来说，总是强制劳动，尽管它看起来非常像是自由协商议定的结果。”[90]事实上，在一切剥削制度中，劳动者完成的剩余劳动都是一种强制劳动，只是表现形式不同罢了。此其一。
其二，“劳动力必须不断地作为价值增殖的手段并入资本，不能脱离资本”，这说明工人是从属于资本家的。只不过，“由于它时而卖给这个资本家，时而卖给那个资本家”，所以，这种从属关系“才被掩盖起来”。[91]这样看来，一方面，“实际上，工人在把自己出卖给资本家以前就已经属于资本了。工人在经济上的隶属地位，是通过他的卖身行为的周期更新、雇主的更换和劳动的市场价格的变动来实现的，同时又被这些事实所掩盖”，从而呈现为一种虚假的独立性。并且，工人的“独立性这种假象”不仅是“由雇主的经常更换”来保持的，而且是由“契约的法律拟制”来保持的。[92]另一方面，“劳动力的再生产实际上是资本本身再生产的一个因素”，因此，“从社会角度来看，工人阶级，即使在直接劳动过程以外，也同死的劳动工具一样是资本的附属物”。由此决定，“甚至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在一定限度内，也不过是资本再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而“资本主义生产最美妙的地方”就在于，为了把劳动的供求规律“保持在正常的轨道上”，为了把工资的变动“限制在资本主义剥削所容许的范围内”，最后，为了使“工人对资本家必不可少的社会从属性即绝对的从属关系”得到保证，就要求它“不仅不断地再生产出雇佣工人本身，而且总是与资本积累相适应地生产出雇佣工人的相对过剩人口”。[93]但无论如何，既然说工人“隶属”或“从属”于资本家，就说明他在资本家面前既不平等也不独立，而不独立即意味着不自由。其实，工人何止是不自由？他们彻底沦为资本增殖的手段和工具。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是物质财富为工人的发展需要而存在，相反是工人为现有价值的增殖需要而存在”[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