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生活在原始社会中的人们是否富裕、有没有扩张生产和发展生产力的现实压力的问题，我们可以联系马克思关于“原始的丰富”的论述：“在生产的最低阶段上，人类产生的需要还很少，因而要满足的需要也很少。就是说，必要劳动时间之所以有限，并不是因为劳动有生产效率，而是因为需要少。”[38]在马克思看来，在社会发展的初期，人们花费在维持生存方面的劳动时间之所以比较少，并不是因为当时的生产力水平高，而是因为他们的需要较少，而后者又恰恰是由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交往状况造成的。这种现实状况，与原始社会的人们幸福与否的“感觉”无关，与他们对自身生活的认知和评价无关，与现象层面的任何主体的或客体的特征都毫无干系，尽管后者所呈现的可能是与本质状况完全相反的东西。因此，马克思说：“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并且还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若留恋这种“原始的丰富”，那是极其荒谬和可笑的！若相信人类必须停留在这种“完全的空虚化”之中，也是极其荒谬和可笑的！[39]
其三，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中，马克思对政治和文化等其他“非经济”因素的社会历史地位和作用的看法是始终如一的，并不存在吉登斯所说的不一致和矛盾。
在马克思看来，“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可以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40]马克思把暴力与“经济力”联系起来，充分肯定了“暴力”对社会历史的重要作用。
就吉登斯所强调的人口因素而言，马克思认为：“人口的增加会使劳动生产力增长，因为这会使劳动的更广泛的分工和结合等等成为可能。”[41]在谈到早期人类共同体的解体时，马克思还特别提及科学的作用：“单是科学——即财富的最可靠的形式，既是财富的产物，又是财富的生产者——的发展，就足以使这些共同体解体。但是，科学这种既是观念的财富同时又是实际的财富的发展，只不过是人的生产力的发展即财富的发展所表现的一个方面，一种形式。”[42]与对暴力的社会历史作用的确认一样，马克思把人口的增加、科学的发展同生产力的发展联系在一起。
在吉登斯等人看来，马克思在此制造了严重的思想混乱：一方面认为历史变迁的动力源是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把这种动力源归结为人口的增长、科学的发展，甚至是暴力的作用。其实，这种观点以及一切由此向历史唯物主义决定论发出的质疑和声讨都表明，我们远没有进入马克思的思想世界，远没有达到马克思思想的高度和深度。因为，如果说经济和生产力的动力作用和首要性，是本质抽象层面对社会历史一般本质和规律的概括和把握；那么，人口的增长、科学的发展和暴力的作用等的重要性，则是现象具体层面对经济和生产力发展状况的具体呈现和描述。现象具体层面确认人口、科学和暴力等社会因素对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不等于就推翻了本质抽象层面经济和生产力对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反之亦然。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