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近30年间，社会主义中国一直在与贫困作斗争，而贫困产生的原因则是多方面的。从生产力方面看，一是由于底子薄，经济发展的起点低；二是由于科学技术落后，物质生产的效率低。“何文”提到了后一点，却并未论及前一点。如何看待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何文”认为：“一个最自然的解释是，17年间，反映科技进步的中国生产力的‘全要素生产率’在不断下降。”[5]所谓的“全要素生产率，也就是TotalFactorProductivity，或简称为TFP”，是林毅夫提出的一个概念，其定义是：“全要素生产率是指产出的增长率和投入要素的增长率加权平均之间的差。如果各种投入要素增长率为10%，总产出的增长率为12%、10%、8%，则全要素生产率分别为2%、0、-2%。”[6]“何文”进一步将之理解为：“所谓‘全要素生产率’，所讨论和回答的是‘效率’问题，也就是发展是有效率的发展，还是不计代价的低效率的发展。”以此来看，虽说“从1959—1976年，中国的生产力也不断增长，但这是由于资金和劳动力的高投入造成的。而决定快速发展的更重要的因素，反映科技进步的‘全要素生产率’，却不断下降！显然，这样的‘高投入’上升的发展方式，不可能长久持续！”[7]
这里涉及许多经济学概念，例如，“生产要素”指的是什么？“生产效率”指的又是什么呢？就前者而言，在马克思看来，生产要素包含了劳动力，却并不包含货币（所谓“资金”），因为，货币只有转化为“生产资料”或“劳动力”，才能进入物质生产。就后者而言，生产关系的性质不同，“效率”的内涵就不同，基于劳动的效率标准与基于资本的效率标准，不仅不同而且截然相反。[8]以此来看，无论是何祚庥还是林毅夫，都不仅错误地理解了生产要素的含义，而且完全无视生产效率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其经济学概念明显是自由主义的，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不仅如此，“何文”用“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低来解释中国经济发展落后，明显是一种循环论证，因为二者不过是同一个问题在两个方面的不同表现，经济发展落后从根本上讲不就是生产力水平低吗？
在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问题上，“何文”的分析在方法论上就是错误的。邓小平曾经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9]这话当然不错，但是，它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时期任何情况下，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水平都要高于或快于资本主义。马克思早就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力可以获得“自由的、无阻碍的、不断进步的和全面的发展”。因为，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这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始终是一致的。而这一点恰恰是资本主义无法做到的，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实现价值增殖，资本“使生产力守纪律”，生产力的发展必须服从于价值增殖的需要，否则就宁可牺牲生产力的发展。[10]在生产力发展方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正在于此；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在“总的趋势”上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要高于或快于资本主义。无视“家底”，不顾经济发展的“起点”，用生产力发展、甚至是GDP增长在某一时期的“绝对速度”，来比较和评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孰优孰劣，这已经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