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一方面，“在必要劳动时间之外，为整个社会和社会的每个成员创造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即为个人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因而也为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创造广阔余地），这样创造的非劳动时间，从资本的立场来看，和过去的一切阶段一样，表现为少数人的非劳动时间，自由时间”[21]。对于社会的每一个成员来说，与劳动时间不同的自由时间本来是大家都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即非劳动时间，而在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中，它却被少数人所垄断。由此就造成了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之间的对立和对抗，拥有自由时间的少数人不劳动，而从事劳动的多数人却没有自由时间。可见，“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个阶级享有自由时间，是由于群众的全部生活时间都转化为劳动时间了”[22]。自由时间是人的发展的基础，垄断了自由时间的少数人同时垄断了发展的机会和条件，由此造成了人的发展的不平衡，作为少数人的剥削阶级的发展建立在大多数劳动者的不发展或有限发展的基础上。
自由个性，指的是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而不是一部分人对发展的垄断。只有扬弃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才会消除少数人对发展的垄断，才会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从而实现人的自由个性。因此，“如果所有的人都必须劳动，如果过度劳动者和有闲者之间的对立消灭了，……这一点无论如何只能是资本不再存在，产品不再提供占有他人剩余劳动的权利的结果”[23]。只要存在着资本关系和资本剥削，就会有过度劳动者和有闲者之间的对立，就会有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之间的对立，就会有人的发展的不平衡。以此来看，亚当·斯密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直接的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把劳动和自由对立起来[24]，从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情况和现实关系来看，无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局限性在于，他们无视这种对立的历史性和暂时性，他们把存在于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中的特定关系看成是自然的、永恒的和绝对的。当然，在马克思看来，尽管说在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中，少数人垄断了自由时间即发展的空间，但这种发展与共产主义社会中的自由个性相比，与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相比，在内涵上和外延上都要狭隘得多。例如，“在自由竞争中自由的并不是个人，而是资本”[25]。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彻底颠倒了人与物的关系，人沦为资本增殖的手段，自由的不是人，而是“资本—物”。在此意义上，不仅劳动者不自由，资本家也不自由；不仅劳动者是工具性存在，资本家也是工具性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