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亲人和身边人的同情心之所以比其他人要大，并非由于人天生具有的自我中心本性，而是因为与亲人和身边人的交往比其他人更为频繁、联系更为紧密，彼此的照应和影响也更多、更广泛。即使对物理距离很远的人，在日常接触和交往中所培养起来的同情心，也要大于与自己不相往来或往来较少的亲人和身边的人。豢养宠物的人对自己的猫或狗的同情心，就大于与他们没有交往或交往较少的人，这是由他与宠物的密切交往和联系造成的，既与人的自我中心本性无关，也与生理距离的远近无关。即如人们所说的“母爱”，也并非体现了女性的自然天性，而是社会关系和这种关系的历史演化和积淀的结果。在不同的社会关系和历史条件下，女性对母爱的理解迥然有别；即使在相同的社会关系和历史条件下，其理解也不尽相同。正是这些社会关系和历史条件，而决不是人的自我中心本性，决定着母爱的不同内涵、方式和意义。什么是爱孩子？为什么爱孩子？如何爱孩子？这些都是极为复杂的婚姻家庭问题、道德伦理问题、社会历史问题，甚至是哲学人类学问题，用人的自我中心本性是无法解释也解释不了的。从人的本性与市场和市场经济的关系来看，市场和市场经济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是市场和市场经济决定了人的某种特殊本性，而不是人的一般本性决定了市场和市场经济。
4.如何看待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
张维迎讲：“我不一定说人是自私的，但是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12]他企图把自己的人性观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划清界限。但实际上，二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因为它们都是一种抽象人性论，其鼻祖都是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对斯密的观点，马克思有过这样的评价：“一切产品和活动转化为交换价值，既要以生产中人的（历史的）一切固定的依赖关系的解体为前提，又要以生产者互相间的全面的依赖为前提。每个个人的生产，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生产；同样，他的产品转化为他本人的生活资料，也要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消费。……这种互相依赖，表现在不断交换的必要性上和作为全面中介的交换价值上。”对此，经济学家是这样来表述的：“每个人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而且仅仅是自己的私人利益；这样，也就不知不觉地为一切人的私人利益服务，为普遍利益服务。”这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当每个人追求自己私人利益的时候，也就达到私人利益的总体即普遍利益”。因为，“从这种抽象的说法反而可以得出结论：每个人都互相妨碍别人利益的实现，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所造成的结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因此，问题的“关键倒是在于：私人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而且只有在社会所设定的条件下并使用社会所提供的手段，才能达到；也就是说，私人利益是与这些条件和手段的再生产相联系的。这是私人利益；但它的内容以及实现的形式和手段则是由不以任何人为转移的社会条件决定的”。[13]这就是说，第一，不能离开“社会”抽象地谈论私人利益，因为，私人利益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它靠什么实现、又是如何实现的等等，这些都离不开社会所具备的条件和社会所提供的手段。斯密和古典经济学的失足之处，就在于完全无视社会对于私人利益的这种决定作用。第二，若不顾“社会”的条件和手段去抽象地谈论人的利益问题，相反的结论也是成立的，即个人之间并非相互融洽和肯定，而是相互妨碍和否定。一种私人利益与另一种私人利益可能完全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要保证某种私人利益的实现，就不能同时保证其他私人利益的实现。第三，从现实情况看，在私有制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人与人之间、不同的私人利益之间处于一种彼此完全“隔离”和“冲突”的状态中，以至于“每个民族的私人利益把每个民族有多少成年人就分成多少个民族，并且同一民族的输出者和输入者之间的利益在这里是互相对立的”。[14]可以说，亚当·斯密的“经济人”不过是对特定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的人的一种经济学写照，它充其量只是“一种”人，而不是“人”本身，或者说它不等于“人”。
5.市场和市场经济是永恒的吗？
张维迎用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的“内在本性”与寻求合作和协助的“外在需要”之间的矛盾，来说明市场和市场经济的缘起。照此逻辑，只要有“人”，就会有市场和市场经济，市场和市场经济与人的存在共始终。实现“人”的合作和协助，并不存在市场和市场经济之外的其他方式；市场和市场经济是从来就有的，而不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市场和市场经济也会永远地存在下去，而不会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消亡。张维迎的观点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这一点无需多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