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断言，亚当·斯密的“同情心”就建立在“自我中心”的基础上。不仅如此，“孔子如果不是假定人是自我中心的，就不会有儒家的道德伦理系统”，因此，“儒家的一整套伦理体系也是建立在自我中心的基础上”。在这一点上，宗教的基本假设“与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没什么不同”，“所有的宗教都假定人是自我中心的”。最后，极而言之，“关于人性的假设，无论科学的宗教的，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都一样”，即都把“以自我为中心”确认为不变的人性。[6]
姑且不论思想史上其他人持什么样的“人性观”，也不说人性问题是一个极为古远又极为复杂的哲学问题，在此，指出下列这一点已经足够：马克思就没有像张维迎所说的那样，把以自我为中心确立为人的本性；恰恰相反，断然否认所谓不变的人性的存在和作用，是马克思始终不变的立场。他有句名言学界共知：“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7]这句话至少包含了以下三层意思：第一，人的本质不是由单个个体决定的，而是由人所处其中的社会关系决定的。“一窝蜜蜂实质上只是一只蜜蜂。”[8]单个动物可以作为“标本”，代表和体现他所在的类的本质特征。人则不然。不同时代的人具有不同的本质特征，租地农民不同于生产奴隶，雇佣工人又不同于租地农民。而且，同一时代的人也具有不同的本质特征，租地农民不同于封建地主，雇佣工人也不同于资本家。人之为“人”，从来也没有标本，将来也不会有标本。第二，人的本质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获得的。人处在什么样的社会关系中，就会具有什么样的本性，而社会关系则是靠了人类的生产和交往，才得以建构起来并延续下去的。黑人天生就是黑人，但不能说黑人天生就是奴隶。有人说：“黑奴就是黑种人。”马克思批评道：“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9]是奴隶社会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把黑人变成了奴隶，进而把黑人的后代也变成了奴隶。在消灭了奴隶社会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情况下，黑人依然是黑人，但他们却不再是连“人格”都没有的奴隶。第三，人的本质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教可变的。社会关系决定人的本性，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性；社会关系改变了，人的本性也会随之发生变化。由此决定了人和人的世界有别于动物和动物世界的创造性和能动性，以及指向未来的无限开放性和超越性。人永远是“未完成”的，其本性在历史的长河中得以不断开掘、不断丰富、不断发展。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指出：“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10]“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11]
从思维方式上看，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与其说揭示了人的本性“是什么”，毋宁说是在说明“如何”或“怎么样”去认识和把握人的本性。这就是：要认识某人或某些人的本性，就需要深入到他或他们所处其中的社会关系中去，具体、深入而全面地研究和把握这些社会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