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此种渗透到各个阶层中的普遍的不平等，皮凯蒂发现以下规律：“劳动方面的不平等一般较为轻微或者比较适度，甚至是合情合理的。”这一点当然不应被夸大，在一定限度之内这种不平等才是合理的。相比之下，“资本方面的不平等则总是很极端”，“资本导致的不平等总比劳动导致的不平等更严重”，反之，“劳动方面的不平等总是比资本方面的不平等小得多”。[90]因为，“资本所有权（及资本收入）的分配总比劳动收入的分配更为集中”，这使得“资本所有权分配……在哪里都是极端不平等的”。或者说，“财富的不平等，以及由此产生的资本收入之间的不平等，事实上比劳动收入的不平等要大得多”。[91]而“总收入不平等的水平居于劳动收入不平等和资本收入不平等之间”，并且，由于“劳动收入一般占国民总收入的2/3～3/4”，所以“总收入不平等更接近劳动收入不平等而不是资本收入不平等”。试想，“如果资本所有权是平均分配的，并且每一个工人在自身工资的基础上还获得相同的利润份额”，有谁“会在意收入在利润和工资之间的划分”呢？因此，在现实中，收入不平等造成了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矛盾，而“劳资之间的分立造成了诸多冲突，首要原因是资本所有权的高度集中”。[92]这样，皮凯蒂就将矛头直接指向了资本所有权。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循此思路继续对资本所有权本身进行深度挖掘，而是认为：尽管说“在动态过程中，资本经营具有极高的收益这一事实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资本集中度之所以非常高，主要原因是继承财产的重要性及其累积效应：例如，如果你继承了一套公寓并因此节省了房租费用，你将更容易通过储蓄积累财富”。[93]在此，皮凯蒂将分析重心转移到“财产继承”上，而不是像马克思那样，把资本收益率和资本集中度同劳动者受剥削的程度联系起来进行剖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