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格拉底特别是柏拉图之后，西方哲学开始表现出浓厚的超验气质。它否定常识生活的意义，否定人的感性经验，表现在生存观上则是灵肉二元论，人的生存被分割为肉体与灵魂，进而通过否定肉体价值的方式提升灵魂的存在意义。灵肉二元论的结果是一种超验文化观的生成，而人的生存之所以被看成一种实存物，实际上正是由这种超越文化观确定了的。
超验实存观并不是理性的自我选择，它的形成最初倒是与种种原始宗教的神秘主义有关。苏格拉底受奥尔弗斯神秘教义以及毕达哥拉斯的禁欲主义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在哲学观上他要实现的从自然哲学向人生哲学的转换，具体就表现在确证脱离肉体的灵魂的绝对存在性。在他看来，对于神（唯一的神，即“至善”）的超验性的体验以及由此达到的灵魂的纯洁才是哲学的根本目的。他本人所谓哲学家的职责即练习死亡，实际上就是指获得对于永生的体验和精神的迷醉状态。“哲学家的职责恰恰在于使灵魂脱离肉体而获得自由和独立。”[52]“灵魂这个不可见的部分，离开肉体到了一个像它自己一样实在、纯粹及不可见的地方……或不可见的世界去谒见至善和至明之神。”[53]练习死亡看起来并不只是理性的纯洁，而是要实现死对生的绝对超越，或者说是通过这种无限的超越实现对生的有限性的肯定，这种超越不可能是理性的推导而就是生命的体验形式。这种体验注定是超验的，因为它要求超越个人的肉体生命，否则就不可能达到面对死亡的坦然与旷达，苏格拉底对于死亡处之泰然的态度所反映的正是这种坦然与旷达。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则进一步展开了苏格拉底的超验实存观。不过具体理路看起来有差异。柏拉图强调灵魂与肉体的分离以及灵魂的绝对超越性，亚里士多德则试图将目的论贯注进自然主义的生命理论中，但是对于生存根据的理解，仍然是柏拉图的超验立场。在柏拉图看来，“生存”作为一种肉体事实无疑是存在于“可见世界”或“感性”之中的，但“可见世界”与“感性”却是虚假的或不可靠的，只有“可知世界”或“理性”才是真实可靠的；人的生存不过是人的灵魂对其肉体存在的不断超越和否定的过程。生存是非存在的，是实存的现实性，它虽“生存”并存身于“可见世界”及“感性”之中，但其根据或意义却在“可知世界”与“理性”之中。亚里士多德虽然关注人的自然生命，却把人的生存的根据、把全知全能的生命价值（“至善”）赋予了绝对超越者。“生命固亦属于神。生命本为理性之实现，而为此实现者惟神；神之自性实现即至善而永恒之生命。因此，我们说神是一个至善而永生的实是，所以生命与无尽延续以至于永恒的时空悉属于神；这就是神。”[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