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的道德立场是理性主义的而不是情感主义的。这也是被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所承继了的传统。善并不是感性的快乐，而是灵魂的宁静与和谐状态。柏拉图在《国家篇》中强调灵魂由三部分组成：智慧、**、欲望，其中**从属于智慧，智慧是善的最直接的肯定，而非理智的欲望是不可放纵的，它必须受到智慧及**的抑制。如何实现灵魂的善，柏拉图提出音乐与体育，认为音乐与体育是纯洁灵魂，达到**和智慧和谐从而抑制欲望的最佳方法。其实还有一种至关重要的方法，这就是从苏格拉底那里传承下来的辩证法方法，即把道德自我的完善看成知识化过程，这种知识化绝不是像智者派那样为技艺而求知，而是为求知而求知，是缘于善的追求而求知，人的感性活动不过是人的求知本性的证明而已。这样一来，道德学也就变成了展开细密的理性分析方法的方法学，成为一种不懈探索、超越自身并范导着一种生活样式的生存论。苏格拉底的辩证法方法本质不是一种方法，而是一种生活样式。
苏格拉底的伦理学从表现形式上看，仍然是感性的生存论。在感性的生存个体与作为生存目的的善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联系。在苏格拉底看来，阿那克萨戈拉的努斯说绝不能用来解释机械的物理运动，而必须用来解释人的生存的目的性活动。这意味着人的生存活动是与机械的物理活动有别的，是存在着自身内在目的（善）并通过自身的生命活动趋向于这一目的的生存论领悟活动。“苏格拉底最初只是从实践的特殊意义了解善，即凡是对我的行动有实质意义的东西，我就必须对它关心。”[38]苏格拉底把善的论域限定于“我的行动”，源于其善的内在论，在苏格拉底看来，善并不是外在于人生存的，它本身就是人生存的内在的规定性。“善是普遍的共相，它不再是那样抽象的，它是由思维产生出来的；它不是阿那克萨戈拉的努斯，而是寻求在自身中规定自身、现实自身、并且一定要现实的共相，——作为世界和个人的目的的善。”[39]人的生存活动就是将上述尚是一个原则的善的现实化过程。美德并不是存在于人的生存之外的，它本身就是人生存的根本规定。“一切对人有价值的东西，永恒的东西，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东西，都包含在人本身之内，都要从人本身中发展出来。”[40]人的生存就是反求诸己，循道而进，苏格拉底的伦理学一开始就是道德哲学和实践哲学。
苏格拉底把伦理学直接确定为个人的道德践履，与他对当时社会公共伦理生活沦丧的断言是有直接关系的。苏格拉底视道德的内化为已任且终生不渝。他“认为在这个时代人人都应当关心他自己的伦理。因此他通过对自己的意识的反思来关心他的伦理，——普遍的精神既然在实际生活中消失了，他就在自己的意识中去寻求它；因此他帮助别人关心自己的伦理，因为他唤醒别人的伦理意识，使人意识到自己的思想中便拥有善和真，亦即拥有产生道德行为和认识真理的潜在力”[41]。苏格拉底其实是通过自己身体力行的道德践履去展开自己的道德哲学的。而且凝聚在他身上的美德，诸如智慧、节制、公正、勇敢、坚韧、谦逊、恬静也使他能够保证其德行的质量。苏格拉底以其高洁的道德践履示范了一种属人的生存方式。然而毕竟不能保证世人都具备苏格拉底之高洁品质，这样一来，对苏格拉底个人来说感性化的善就必然成为某种抽象的并“以压抑个性的方式成为个体生存的异化物”[42]。柏拉图的善的理念就是这种异化物的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