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引用西塞罗的话说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带到人间”，一般说来这是对的，可是还需要追问：把哲学带到人间的目的是什么？事实上，智者派所做的工作同样也是“把哲学从天上带到人间”。普罗泰戈拉明确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30]这实际上是把认识问题从客体转换为主体，也只有在确立了认识主体的基础上，认识论才可能成立。智者派所说的人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社会性的人。当把普罗泰戈拉的认识论与赫拉克利特的动变学说联系起来时，是指个人，但当考虑其伦理政治以及文明史的意义时，又是指社会的人。但不管是指个人，还是指社会，当普罗泰戈拉把哲学的目标集中于人身上时，实际上又开创了文化哲学。[31]智者派对人的关注基于经验。自然科学家们虽不排斥经验观察，但他们的目的是要系统地表述某种永恒不变的关于世界本源（原）的原理，以及通过这一原理解释一切事物的存在与非存在，他们更重视演绎法。智者派的立场就是经验主义的，他们既重视分析，也重视归纳，他们的目的就是从经验领域积累知识、得出结论，然后让知识与经验派上用场，使之成为实践与生活的技能。对苏格拉底来说，问题恰恰不在于将个人与社会分开，而在于个人与社会的内在的关联，这一关联从政治哲学角度看是公民意识与正义的实现问题，从伦理学角度则是善的实现问题。如果说智者派所确立的是经验的文化哲学，那么苏格拉底所确立的则是理性的文化哲学。至于智者派对待知识的态度显然是苏格拉底特别反对的。知识的传授既不在于知识的技术化，也不在于商品化，而在于加深对“善即美德”的理解与深化。知识的习得只是获得美德的方式，但这是必须经历的方式，否则关于美德本身就成为某种外在的灌输而不是内在的领悟，但美德并不是规范而是内在的品格与境界。求知具体表现为对普遍定义的寻求，实质是对真善美之类普遍理念的寻求。对话或辩证法的目的并不在于获得某种雄辩法术，而在于使人的心灵自觉进入一种思考与反省状态，从而开显美德。把知识与美德等同也并不是要把知识抬高到美德——假若人们还只是在技能意义上理解知识的话，而是为刚刚兴起的认识论确定一种理性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经验主义是必要的，但却是需要用理性超越并确立起理性立场。与其说苏格拉底反对智者派的经验主义立场，毋宁说是反感智者派那种导向否定世界中的绝对性存在的相对主义思维方式及其思想后果。世界中的绝对性存在或许不能为人的经验与知识直接把握，但却是向人类经验与知识的反省活动敞开的。世界的秘密并不在于其自在性，而在于面向人类实践的开放性。苏格拉底是从感性的个体进入到善的目的性的，而对于善的目的性的认识，就是理性，这就为伦理学的建立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反思框架。这样一种伦理学本质上就是生存论。当智者派将知识甚至辩证法本身当作谋生的技艺时，苏格拉底要强调的正是求知以及对善的追求，是对生存论的深层觉醒与领悟。个体与群体之所以能够通过政治的与非政治的交往活动沟通起来，对话或辩证法之所以能够渗透心灵并通向善的理念，知识的反省与内在超越之所以能够导向美德，就在于交往、对话、辩证法、知识活动作为人类实践活动本身所蕴含着的生存论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