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是“实存”与“实存论”，而不是“生存”与“生存论”。在前面有关生存的词源追溯中已经分析过，表达人生存的词Existence（Existenz）在传统语言系统中并没有现代英（德）语中所理解的“超出去在（Outstanding）”的意义，而只是一个实体词，意指具体的、非自因的存在物。其原因在于传统哲学并没有直面生存，而只是把生存看成一个被给予的以及作为对象和客体的范畴，即把生存只是理解为一种既定的实存形式。超验实存观把“生存”理解为一种由超验存在所设定的有限的肉体存活，在基督教语境中，人的实存正是由上帝赠予的。自然主义实存观则把生存看成可认知的生物性和物质性的客体。它们都只是看到人的自在的与被动的一面，而没有看到人的自为的、主动的一面，因而都只能根源于一种外在的实体，而不能立足于人的生存这一基本事实及其实践要求，即都没有从内在的属人性出发去把握人的生存。其结果就导致了只有“实存”而无“生活”，在对于存在的实体性的形上建构中却遗忘了关于活生生的人的生命的理论阐释。
第三，把精神性生命活动与生物性生命活动割裂开来。人的生存是物性存在与精神性存在的共生关系，物性存在是人生存的基础，而精神存在则是人生存的特质。人的物性存在并不仅仅只是物性的，而是内在地蕴含着精神性，反之，人的精神性存在也不只是抽象的，而是与相应的物性存在协调一致的。但是，上述超验实存观与自然主义实存观却往往把人生存的物性与精神性对立起来，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把人的生存分裂成肉体与灵魂，即分裂成物性存在与精神性存在并各执一端。把人的生存升华为形上的、崇高的价值体系，这本来也反映了一种值得敬佩的生存理念，毕竟我们都需要克服现存生活的有限性，而人们对于来世的渴求原也无可厚非。但它不应该以分裂人的生存并且否定其中的“生”及其“在世”的意义为前提和代价。肯定生存的超验性不能走入完全的禁欲主义，反之，坚持人生存的物质本性与灵魂的可认知性反映了人们最基本和最真实的生存要求，并且以科学理性的形象确立起了人类对于自身生存条件的基本理解。但这种观点却对人做了还原式的理解，并在不知不觉中把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对立起来，甚至不自觉地潜存着某种科学崇拜。
第四，没有形成一种真正超越生存境遇的生存观念。作为一种自觉的观念，生存观念应当具有一种超越单纯个体感觉的历史性，是一定时代人们对于其基本生存状态的理论自觉。但传统上人类受动的生存状态决定了哲学生存观的自在性与非反省性。无法摆脱的匮乏物质生活条件，使得人们的生存欲念片面化并且极端化，要么诉诸一个超验而完满的来世观念，并使人们从精神方面屈从于现实生活的困苦，要么通过求助于外部力量从而摆脱自身生存的种种束缚。但在生存理解上都没有能力把精神与意识看作人生存的内在结构，看成人生存的自我确证与表现方式。正因为如此，传统哲学无法意识到人作为生存主体的意义，更无法反思自身的生存状态。自然主义实存观直接就是自在生存观，从它身上是无法直接提炼出人的生存这一思想前提的。超验实存观似乎旨在给人们的生存提供某种精神慰藉，但它恰恰是以拒绝人的主体自我意识为前提的。宗教神学正是把对于匮乏的生存条件的臣服作为其立论前提，并通过神话、神示、隐喻、启示等宗教方式促使人们安于生存的受制状况，这极大地限制了人们对生存属人性的理解。实际上，超验实存观与自然主义实存观都只是表现了外在的超越性，都没有从人生存的内在结构中去展开人的超越性，之所以如此，关键原因在于没有从人自身生成的历史中提炼出人的超越本性。如何实现从外在超越到历史的超越并把历史理解为人生存的本质结构，成为当代哲学生存论的关键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