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的。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中(写于1876—1877年),尼采明确了最高启蒙的要求：如果摆脱宗教、迷信，摆脱恐惧，达到一种“解放”,绝不意味着不需要形而上学了。达到最高启蒙之后超越了形而上学，但仍需要形而上学作为初级阶段的基础，并不需要完全否定形而上学。尼采明确指出，在这样一个“无疑非常高级的文化阶段”,在达到了“最高启蒙境界”的阶段，达到最高启蒙者时，“他还必须极为审慎地克服形而上学。这样的话就有必要向后倒退，即他必须理解这类观点的历史合理性和心理合理性，他必须认识到，这类观点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的发展，如若没有这样一种后退运动，就会失去人类迄今为止的最佳成就”。达到最高启蒙者也需要“到了梯子顶端后向外展望，而不应该执意停留在最上面的这级横木上”①。这个“向外”包括山外有山、不要故步自封，也包括向下看看没达到这一境界的人。就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为奉行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初等数学”辩护，认为初等数学与高等数学的关系不是正确与错误的关系，而是初级和高级的关系，因而初等数学、形而上学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具有合理性一样，这种启蒙早已超越了形而上学。达到很高水平的最高启蒙者仍然认定形而上学具有合理的适用空间，因而它不能对形而上学一概否定。这跟早先彻底否定形而上学、否定柏拉图主义形成鲜明对比。至此，尼采终于明白，构建了柏拉图主义的柏拉图并不相信这种主义，只是在维持社会生活、面对民众和当局时采取有益的基本立场。持这种立场的依据，不是哲理，而是常识，不是理论，而是生活。“达到最高启蒙境界者能做到的只是摆脱、然后自豪地回顾形而上学。”②因而还应该有合理地对待形而上学(在历史和现实的层面上)的价值与意义。实际上，尼采并不解构一切崇高价值，并不敌视一切弱者，而只是解构本能、意志基础不健康因而假冒的那种崇高，反对的只是冒充强者的弱者，冒充超验的形而上学。尼采并不彻底反对形而上学，只是反对以形而上学为传统崇高价值体系做论证，把形而上学当作传统价值体系的理据。形而上学不能成为崇高价值的理据，不能作为至高的哲学而存在，并不等于形而上学不能成为维持基本生活秩序，不能主导心智不成熟者的思维方式。在这方面，《启蒙辩证法》是明显误解尼采的。《启蒙辩证法》引述的尼采著作，除了3次出自《快乐的科学》,其他16次全出自《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后的著作：《重估一切价值》2次，《道德的谱系》4次，《遗著》7次，《善与恶的彼岸》1次，《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次，《尼采瓦格纳事件》1次。引证次数《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前、之后的比例是3:16。《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后写给未来哲学家的书不能以适合于《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前书的常人眼光来看，否则便会走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