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随着财富（同时是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引注）的发展，因而也就是随着新的力量和不断扩大的个人交往的发展，那些成为共同体的基础的经济条件，那些与共同体相适应的共同体各不同组成部分的政治关系，以理想的方式来对共同体进行直观的宗教（这二者又都是建立在对自然界的一定关系上的，而一切生产力都归结为自然界），个人的性格、观点等等，也都解体了。单是科学——即财富的最可靠的形式，既是财富的产物，又是财富的生产者——的发展，就足以使这些共同体解体。但是，科学这种既是观念的财富同时又是实际的财富的发展，只不过是人的生产力的发展即财富的发展所表现的一个方面，一种形式”[72]。在此，马克思不仅用生产力的发展说明原始共同体在经济方面的解体，而且说明原始共同体在政治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的解体。马克思的论述表明，不能把物质生产和生产力的作用与自然界的作用割裂开来，因为对于原始共同体来说，自然界是制约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因素，自然界的作用是物质生产和生产力作用的主要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同时，不能把物质生产和生产力的作用与科学的作用割裂开来，因为如果说自然界所主导的物质生产和生产力是原始共同体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那么，由科学技术所主导的物质生产和生产力则是促使原始共同体走向解体的物质动因。换言之，科学技术逐步取代自然界而成为物质生产和生产力发展的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的过程，同时是原始共同体逐步解体的过程。
再如，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是一切旧的关系解体的结果。“这种历史上的解体过程”包括：（1）“把劳动者束缚于土地和地主而实际又以劳动者对生活资料的所有权为前提的农奴制关系的解体”；（2）“使劳动者成为自耕农、成为自由劳动的小土地所有者或佃农（隶农）、成为自由的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关系的解体﹝公共所有制和现实共同体的更古老形式的解体，就不用说了﹞”；（3）“以劳动者对劳动工具的所有权为前提的、并且把作为一定手工业技能的劳动本身当作财产（而不仅仅是当作财产的来源）的那种行会关系的解体”；（4）“各种不同形式的保护关系的解体”。而只要仔细地考察，就可以发现，“所有这些关系的解体，只有在物质的（因而还有精神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时才有可能”。[73]在此，马克思用物质生产和生产力的发展说明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旧的生产关系的解体。可见，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是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的发展相一致，而不是相反。
4.不仅如此，马克思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上指出：财富或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是在旧的基础上发生的，而且就是这个基础本身的发展。这个基础本身的最高发展（这个基础变成的花朵；但这仍然是这个基础，是作为花朵的这株植物；因此，开花以后和开花的结果就是枯萎），是达到这样一点：这时基础本身取得的形式使它能和生产力的最高发展，因而也和个人的最丰富的发展相一致。一旦达到这一点，进一步的发展就表现为衰落，而新的发展则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开始”。因此，“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都由于财富的发展，或者同样可以说，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没落了”。[74]在此，马克思借用“植株→花朵→枯萎→新植株→新花朵→新枯萎”的比喻来描述物质生产力的发展轨迹，进而用生产力的发展来阐释社会形式或社会形态的更替。这一阐释与《序言》的思想是高度一致的：财富即物质生产力本身是不断发展的；当生产力的发展达到一种社会形式所能容纳的最大限度时，这种社会形式就开始衰落，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最终，这种社会形式必然为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新的社会形式所取代。以此来看，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生产力决定论或生产力的首要性命题是马克思一以贯之的思想。马克思运用生产力决定论阐释了资本主义以前各种社会形式或社会形态的崩溃，同样，也阐释了资本主义的崩溃。关于后者，我们有必要把马克思基于生产力的首要性命题的阐释与莱博维奇基于需要的首要性命题的阐释作一番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