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鉴于生产力首要性命题所面临的上述困境，莱博维奇建议，“可以考虑一个替代性命题”，即“需要的首要性”命题，其基本内容是：“决定着历史变迁进程的重要因素，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提高的人的需要（也就是在特定社会中发展着的人类）。特定的人类既发展生产力又改变生产关系，并且，他们这么做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42]这就是说，对历史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既不是生产关系也不是生产力，而是人的需要；人们为了满足自身不断发展的需要，不仅发展生产力而且发展生产关系，由此推动了历史的不断发展。
莱博维奇设想了一种情形：“两个生产力发展的速度相同，而在需求的生产方面却有明显不同的社会——结果是，在一个（另一个却没有）社会中不断增长的贫困化（immiseration）使人们对其生产关系是否适当产生怀疑。”[43]对于这种情形，用生产力首要性命题是难以解释的，因为这两个社会在生产力发展方面并无差异。而从需要的首要性命题来看，就不难理解，正是在满足需要方面的差异，使得一个社会的生产关系受到怀疑，而另一个则没有。因此，一种生产关系被怀疑和取代，是因为它不能满足人的需要，从而使人们遭受贫困之苦，而不是因为它束缚或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以此来看，莱博维奇认为：“在这个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替代方案（即需要的首要性）中，当既存的社会结构不再满足在其中形成的人类需要的时候，就会发生社会变革；当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的时候，就会以适合特定人类的特定需要的方式发生社会变革。”[44]就是说，社会变革的根本原因在于：由于在既存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中人们的需要难以得到满足，所以，他们便用能够满足其需要的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取而代之。同时，就资本主义社会而言，莱博维奇认为：“与生产力的首要性命题不同，需要的首要性命题承认工人需要的重要性”，并且，“因此明确地指出工人为满足这些需要而进行的斗争的重要性”。[45]换言之，需要的首要性命题有助于确立和体现工人的需要和阶级斗争的重要作用，从而避免生产力首要性命题的局限性，以及由此带给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保守主义立场和观点。
在莱博维奇看来，以上论述会使我们很快“认识到”并“欣然接受”，他所提出的“这种替代理论一直隐含在生产力的首要性命题中”；并且，从马克思的文本来看，实际上，“需要的首要性命题，不过就是带有人情味的1859年《序言》”；当然，这一命题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增加了几个术语”，而在于“它恢复了人类的‘核心’地位”。[46]
2.笔者以为，撇开像“两个社会”这样的主观臆想（因为从总的趋势来看，一个不能满足人的需要的社会必然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并由此引发社会变革）不谈，莱博维奇的论述存在诸多自相矛盾之处。例如，一方面认为马克思的《序言》倾向于生产力的首要性，另一方面又认为需要的首要性命题是《序言》的隐含之义；一方面主张用需要的首要性命题取代具有重大缺陷的生产力的首要性命题，另一方面又讲生产力的首要性命题包含了需要的首要性命题；一方面力求超越《资本论》，克服其理论的片面性，另一方面又大量引用马克思《资本论》的论述，阐发所谓“不为人们所接受的马克思的观点”[47]。无论如何，这些都不过是莱博维奇的一面之词和一厢情愿，并且，其论述都没能超越生产力的首要性命题所揭示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即使撇开这些问题不说，莱博维奇的根本错误在于：与马克思不同，他完全颠倒了物质生产和生产力与人的需要的关系。因为，尽管说人的需要是理解和解读历史变迁的一个重要角度，但比之于物质生产和生产力，它并不足以逼近和抵达历史的本质和规律的深处。具体来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