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在莱博维奇看来，科恩对那些异常现象的解释，无疑提供了“一种非常简单的答案”，它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尚未发展到其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程度。只有当它不再‘最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时候，我们才能超越资本，只有当生产力发展到突破资本主义外壳的时候，我们才能超越资本。”然而，这是对马克思理论的一种“相对保守的解释”，是一种“保守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7]因为，至少有三个问题是这种解释所无法解释的。其一，它难以解释社会革命的必要性。因为，“这种马克思主义给所有拒斥资本主义的人提供了什么呢？答案就是：等待。一直等到资本主义不再最适合生产力的发展从而走到尽头为止”。但事实上，“真正的革命家似乎是那些加速生产力发展的人，是那些创造了‘高科技’的人”[8]，而决不是这些静待革命到来的人。其二，与此相联系，它难以解释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因为，在生产力的首要性命题中，我们无从寻找“阶级斗争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发展的进程和特点的影响”[9]。并且与首要性命题相联系，科恩还提出了“发展命题”，即“生产力趋于发展，这贯穿于历史发展过程的始终”[10]。显然，发展命题“暗示着生产力的发展是自主的”[11]，因而无须进行阶级斗争。其三，它难以解释资本主义为什么“最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因为，由于“资本的目标在于加强稳定而不在于提高效率”，所以对资本来说，最重要的是“分化工人的力量”而不是发展生产力。而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时，“我们又如何能够谈论资本主义最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呢？”[12]这就是说，既然说资本所追求的目标是维持社会稳定而不是提高生产效率，是维系生产关系而不是发展生产力；那么，资本主义就不是或不一定是最适合生产力发展的。
4.笔者以为，首先，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加强社会稳定与提高生产效率、分化工人阶级与发展生产力并不矛盾。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了其生产目的是也只能是无偿占有雇佣工人的剩余价值从而实现价值增殖，这构成资本剥削的本质内涵；而无论是加强社会稳定还是分化工人阶级，都不过是实现资本剥削的必要条件而已。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比之于奴隶主对奴隶的剥削和封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资本剥削最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一如马克思所说：“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13]个中原因例如，资本主义采取种种手段分化工人无非是为了控制他们，从而迫使他们在必要劳动之外再去无偿地从事剩余劳动。虽然说“一切统治阶级在一定范围内都实行这种强制”，但是，在不同的剥削制度中实行强制的方式是不同的。由于资本主义所采取的方式不是奴隶主和封建地主的政治暴力，而是商品生产和自由竞争等经济手段，所以，不仅“资本对劳动施加的使它超过它的必不可少的需要的界限的那种强制是最大的”，而且“使资本主义生产下的劳动强度达到了更高的程度”。[14]马克思说：“资本所以迫使劳动者超出劳动时间的这些自然的或传统的界限，是因为资本同时使劳动强度取决于社会的生产阶段，从而使劳动强度打破了独立生产者或仅仅靠外部强制而劳动的奴隶所遵循的惯例。”[15]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从而表明资本主义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最适合生产力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