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致的启蒙，就是推至极端的启蒙，包括用新的理性激进地重构一切，并为此完全否定传统与习俗，力图颠覆性地迅速构筑一种崭新的秩序。恩格斯在分析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时曾指出，按照这种启蒙精神，“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做不合理性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到现在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见；过去的一切只值得怜悯和鄙视。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从今以后，迷信、非正义、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永恒的正义、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排挤”①。不顾一切、不遗余力地美化未来，与不顾一切、不遗余力地否定过去一同发生。于是，约瑟夫·德·梅斯特所说的“敬畏”,来自高于个体的社会的敬畏，特别是来自传统社会的，便会在这种极致的启蒙中被否定。哈曼所说的存在于语言之中的“传统与惯例”,也就是康德的启蒙力图摆脱的东西，都是理性无法消除的，只能尊重和依存的东西。“习俗、习惯和信念”不全是该消除的“偏见”,而是“构成世界的要素。缺少它们，我们只是空无一物、漫无目的，是没有身份识别的人类。轻率地丢弃它们的人，只能在光明中步履蹒跚，最终发现自己失去了方向，无法行动，更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要去向何处”。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莫泽干脆说，这样的启蒙“从哲学开始，以投机和同类相残结束”②。
启蒙如果不惜打破一切现有的秩序，甚至像雅各宾派那样采取消灭阻碍、对手的方式予以推进，就很容易成为极致的启蒙的典型。仅从哲理上说，极致的启蒙也包括用理性激进地质疑一切价值存在，对无法提供理性根基的价值一概加以否定甚至铲除，不惜引发否定崇高价值的价值虚无主义和否定基本价值的价值虚无主义，并导致失去崇高价值规约甚至基本价值规约的工具理性至上的局面，完全按照工具理性的功利主义算计对待一切存在，把价值完全归于权力对于自我的主观有用性，对历史流传下来的崇高价值和基本价值一概加以否定。如此极致的启蒙往往导致种种恶果。当海涅把康德视为“伟大的毁灭者”,认为他的小资产阶级价值观①所体现的荒谬与罗伯斯皮尔的观点有共通之处时，当雅各比忧虑地指出康德和费希特的启蒙哲学必定以虚无主义告终时，大意就是如此。当任何具体、特殊的创造，包括各个民族、国家、地区的传统与特殊性存在，都被推崇普遍性、一般性的理性启蒙原则作为不合理性的消极存在列入应予消除的名单时，就进入了安东尼·帕戈登所反思的启蒙的范围，更是进入了《启蒙辩证法》所反思的启蒙的范围了。安东尼·帕戈登指出，从赫尔德到海涅，从黑格尔到海德格尔，“启蒙运动展现了它的愿景，和接纳它的资产阶级所设想的一样，它是冷酷、呆板、乏味并且精于计算的。它试图抹掉所有人类的差异、英雄精神和欲望。它用礼貌代替**，用风趣代替智慧。它甚至还更坚决残暴地试图消灭宗教，只留下黑格尔所说的‘无法满足的欲望的污点’”②。这正是《启蒙辩证法》所反思批判的极致化启蒙。安东尼·帕戈登在分析这个问题的这一节结束时恰好引证了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观点。
“极致的启蒙”是我们对不顾具体历史条件、不顾有无消极后果一概强行推进启蒙的一种称呼，但现在却极少见到这种用法。那么,我们常见的类似说法是“虚假的启蒙”。“极致的启蒙”与“虚假的启蒙”是什么关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