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必要讲清楚他的批判所指向的最终本质。它并非企图建立一个科学上自足的理论来取代政治经济学结构上的不足，他的工作不是像“理论家”一样用一个知识代替另一个知识。在1848年革命之后，马克思的思想越来越多表现在理论工作中。无疑他作品中系统且规范的性质使得它独树一帜，还带有吸引人的韵律，那些信件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尽管如此，在后继手稿和为《资本论》准备的手稿中的理论劳动中有不同于“科学基础”的其他东西，这是和他的预期结果自相矛盾的。我们至今仍不能假装已经掌握了这种相当复杂的接合，这个接合连结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形式和斗争中阶级的革命实践。但我们正确地假定了，马克思理论的力量和历史重要性正是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接合相关联的，尽管某些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理解。目前为止，我们熟悉了对论战性文本(例如《共产党宣言》)的“阅读”,但只是冰山一角，也就是说，理论是透过更为直接的政治分析和修辞折射出来的。在后面的著作当中，当我们只能一瞥阶级斗争运动，也就是说，阶级斗争运动是透过理论结构和观点折射出来时我们依旧会感到困扰。一种强烈的冲动使得我们相信，后来只有科学会继续存在。
我们说，马克思业已成熟方法并不是要找到代替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封闭理论，也不是要通过“真实的人类”来用唯心主义方式取代异化的资产阶级关系。的确，他作品中伟大的部分是由深刻地革命和批判的任务组成的，这个任务展示了政治经济学规律是如何真实运作的。它们中部分地是通过每个形式体系来运作，他耐心地分析了表现方式。马克思的批判使得我们能够看到和揭示资本主义的真实关系。在系统阐述这个批判的节点时，政治经济学作为上述关系精神范畴的最高表达，为我们提供了唯一可能的起点。马克思就从那里开始。《资本论》依旧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而不是《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的一个替代》。马克思与政治经济学的一种终极的、彻底和完全的“断裂”是个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观点，这一观点不可能公平对待理论劳动的复杂性，而这却是《资本论》和整个工作所必需的。
在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问题上也是如此，即便我们更容易指出二者之间存在的实质性“断裂”(不管怎样，马克思自己一次又一次提到了这个问题)。马克思与黑格尔在方法上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我们。马克思与恩格斯从来都是这样一个标志，黑格尔思想中的唯心主义框架必须被彻底地放弃。唯心主义形式的辩证法也必须经历一个彻底转型，以便其真实的科学内核成为对历史唯物主义有用的科学起点。已经得到证明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可以从黑格尔唯心主义外壳中发掘合理的东西时，意思并不是特别清楚。然而，那些习惯于在语言中用观念来说明历史的人，似乎特别沉迷于“内核”和“外壳”这样令人费解的隐喻之中。当黑格尔的体系作为神秘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垃圾而必须被彻底摒弃时，通过彻底转型才能发掘的黑格尔方法中还有什么东西呢?但这就像在问，既然李嘉图标志着资产阶级科学的终结(还是一位必须被赶走的有钱的银行家),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者还能从他那里学到什么东西吗?显然可以有，马克思的确这么做了。即便是处在解体李嘉图的痛苦之时，他也从未停止向李嘉图学习。他从来没有逃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砥砺，即使他知道这门学问无法摆脱资产阶级的思维习惯。以同样的方式，只要马克思涉及对黑格尔体现的彻底批判，他总是强调自己是那位“伟大的思想家”的学生，强调“颠倒过来”的辩证法的积极意义。与《资本论》的作者不是李嘉图主义者一样，成熟马克思也不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否则，就是对作为知识形式和辩证方法的“批判”本质的最大的误解。可以说，在1857年《导言》中，恰恰是在马克思明确学习或再学习黑格尔辩证方法的地方，黑格尔一次次被放弃和推翻。该文本中所展现的马克思成熟时期方法论上的结构性变化、对于黑格尔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返回-转型”,直到今天都为我们奠定了光辉的理论典范。
(孔智键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