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的话，1857年这篇导言对马克思“理论断裂”问题会有什么样的启示?马克思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新兴资产阶级的新科学，在它的古典形式中，它力图总结出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马克思一次又一次地严格区分了“古典”的和庸俗的形态，前者开始于配第、布阿吉尔贝尔和亚当·斯密，结束于李嘉图和西斯蒙第，后者则是马克思不屑一顾、却又后来终其一生彻底阅读和激烈争论的那些人。尽管如此，马克思从未幻想(未经转型的)政治经济学能够在理论上成为革命行动的科学指导。他的部分最尖锐的批判留给了所谓“激进”政治经济学家——“左派李嘉图主义”,像是布雷、欧文主义者们、洛贝尔图斯、拉萨尔和普鲁东，他们认为政治经济学在理论上自足就行，而不顾政治应用时的偏差，按照理论的需要来提出对社会关系的相应变革。在李嘉图派的社会主义者看来，由于劳动是价值的来源，因而所有的人都应该可以按照劳动的等价交换变成劳动者。马克思选择了更艰难的一条路。等价交换虽然在某个层面是“足够真实”,但在另一层面上非常地“不真实”。这就是政治经济学跨不过去的地方。然而，仅仅知道这个真相，在马克思意义上并不能保证实践的真实。这些规律(指等价交换)只能在实践中被抛弃，即它们不可能在范畴的戏法中得到改造。于是，在这一点上，对政治经济学及其激进改良主义的批判合并到了对黑格尔及其激进改良者(左派黑格尔主义)的形而上学批判当中。当然，当马克思说普鲁东“在政治经济的异化范围内来克服政治经济的异化”①,如果不是有意模仿，那就是直接回复了对普鲁东对黑格尔已做的批判。
马克思认为必须在理论上推迟之前在实践中推翻资产阶级关系，正是这一点解释了马克思成熟作品与政治经济学之间复杂且矛盾的关系，也说清楚了我们尝试准确地厘清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在何处最终完全与政治经济学划清界限是及其的困难。这种困难突出地表现在，这些年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问题已经成为首要问题，我们可能不得不暂时收回已有的相同答案，重新回到每一个问题的形式上来。
马克思整个成熟的作品都是对政治经济学范畴的批判。对方法的批判是在1857年导言当中是积极地敞开着，而非封闭着的。但政治经济学依旧是马克思仅有的理论出发点。就像脱掉李嘉图工资理论外衣或者突破悬置的剩余价值概念一样，甚至当政治经济学已经被征服和改造了，马克思仍然会回到它那里，凝练出与它的差异，审视它、批评它、超越它。因而，即使马克思的理论为历史形成增加了唯物的科学基础，政治经济学的“规律”依旧在理论上统治着这片领域，因为它们在实践中主导着社会生活。要解释马克思关于德国“理论意识”的观点，不在理论上抛弃政治经济学的话，它在实践中是不能实现的，就像从另一方面来讲，只有在理论上已经实现它才可以在实践中被抛弃。
这里决不是要否认马克思的“突破”。无论如何，《资本论》中揭露和再形成的双重意义，它的长期悬置(马克思揭露资本的循环似乎实际如此，只是为了在后一部分表明当我们回到它们真实联系的“纯粹情况”时会发生什么),它的过渡都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批判奠定了基础。它到最后都保留着这个批判，当然，这个批判是以作为他的方法科学性的形式(回到1857年的本文)出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