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多士》《多方》之称夏殷事，乃周公将桀之所以亡，汤之所以得天下，与纣之所以亡，武王之所以得天下相比论，以明周之取商，正如商之取夏，皆奉天命，而非违义。前者(《多士》)所以抚慰殷之遗民，后者(《多方》)则因淮夷叛后，告谕“四国多方”,皆有为而发。其所言与夏桀以前之事完全无关，安能将禹事牵入!
(6)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竞……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后，亦越成汤……克用三宅三俊。……呜呼!其惟受德瞥，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书·立政》)
顾氏曰：“这一段是把夏商对举的，都是说夏商起的时候如何好，后来的时候如何坏。何以在商则举出创业的成汤与亡国的纣，而在夏则但举出亡国的桀而不举出创业的禹?做《立政》的人，并不是不知道禹的(篇末即言‘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但他何以不把禹汤并举，何以篇末又单举禹呢?”
读者须注意，《立政》一篇乃周公陈说往事以为成王鉴戒，并非欲于夏商事为本末毕具之叙述。且随口宣言，既常有无意中缺漏，而又经史官之转载，残佚自不能必无，安能持此以判断当时之历史观念!且谓在商举汤、纣，则在夏亦须兼举禹、桀，此不过词章上求偶俪之陋技，而非吐辞所必循之公例。观《立政》篇中又云：“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准人……”正与上引“古之人迪惟有夏……亦越成汤”同一辞气。此处并言商周，而亦于周则举文王，于商则不举汤，可见《立政》作者惯用此种语调，其省略并非有特别原因。至篇末言“陟禹之迹”,乃所以回应篇首，正见禹与夏之有关系也。
以上已将顾氏所举为证据者，悉加评骘。此外《诗》《书》中言夏言禹者尚有九条，兹并加稽验，观其有无说及禹与夏之关系之需要。
(7)韦顾既伐，昆吾夏桀。(《诗·长发》)
此处可作“昆吾夏禹”耶?否耶?读者自能辨之。
(8)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诗·长发》)
(9)是生后稷，缵禹之绪。(《诗·圈宫》)
(10)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诗·殷武》)
(11)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种，农植嘉谷。(《书·吕刑》)
(12)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书·立政》)
吾前言之矣，“禹”“夏”两词并无必相联属之需要，故言禹不举夏，不能为禹与夏无关系之证。且此处前三条，若将夏字加入，则声调(euphony)及音节(metre)皆失其宜矣。
(13)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书·洪范》)此处禹尚未即天子位，若称夏禹则失辞矣。
(14)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诗·**》)
夏后统指夏代(《论语》以“夏后氏”与“殷人”“周人”对举，此其证也)。言夏代之亡可为殷代之鉴，故云“不远”也。若作“在夏禹之世”,则毫无意义矣。
(15)相古先民有夏……今相有殷。……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书·召诰》)
此处夏殷对举，皆统指其全代。若改作“夏禹”便不可通。若因其言夏不举禹，遂谓禹与夏无关系，然则此处言殷亦未尝举汤，岂汤与殷亦无关系欤?
综上观之，《诗》《书》中九篇说禹，六篇说夏，其中有十三篇无说明禹与夏之关系之可能(第一、二、三、四、五、七、八、九、十、十一、十三、十四及十五条),其余亦无说明禹与夏之关系之必要。顾氏又引《论语》上未言禹与夏之关系为证，按《论语》上言禹者仅三条：
(1)禹，吾无间然矣。
(2)禹稷躬稼而有天下。
(3)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焉。
前一条言禹之行为，绝无举及其国号之需要。后二条两单名对举，更不能将“夏”字添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