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夏禹史迹辨证(参看顾氏文中“禹与夏有没有关系”“禹的来源在何处”两节)
顾氏谓“西周中期，禹为山川之神。后来有了社祭，又为社神”。其说之妄，刘氏已明辨之矣。兹所亟待讨论者，禹与夏果有无关系?顾氏曰：“何以《诗》《书》(除《尧典》《皋陶谟》《禹贡》)九篇说禹，六篇说夏，乃一致的省文节字而不说出他们的关系?”(密圈照原文)吾为之下一总解答曰：此因《诗》《书》(除《尧典》《皋陶谟》《禹贡》)非夏禹事迹之总记录，因禹与夏之关系非“必当入于其作者之观念中”者。一言以蔽之，此因《诗》《书》中无说及禹与夏之关系之必要。试即《诗》《书》中言夏言禹之篇什而考察之：
(1)信彼南山，维禹甸之。(《诗·信南山》)
(2)丰水东注，维禹之绩。(《诗·文王有声》)
(3)奕奕梁山，维禹甸之。(《诗·韩奕》)
顾氏曰：“《诗经》中有一个例，凡是名词只有一个字的，每好凑成两字，凡两字以上的名词不删……如‘王命仲山甫“命程伯休父’,名词虽在二字以上也不加省节了。《十月之交》云：‘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维宰，仲允膳夫。聚子内史，蹶维趣马。橘维师氏。’读此很可见人名为单字，则加维字于人名……务使一句凑成四字。‘维禹甸之’“维禹之迹’正是此例。禹若果是人王，亦应照了‘后稷“公刘’‘王季’之例，称他为‘后禹’(至少也要像《国语》和《尧典》的称他为‘伯禹’)。禹若果是夏王，亦应照了‘夏后’“夏桀’之例而称他为‘夏禹’。””
夫《诗》三百篇非出一人之手，又非同时同地之文，而各个作者之属词造语之方式不能一律，故有所谓“作者之语言”(thelanguageoftheauthor)。今于三百篇中，取数首相同之语调以例其他，则必须假定各个作者所用之语调皆如一。此大前提已不成立。兹退一步承认顾氏所称之例，而“维禹甸之”“维禹之绩”等语，果违此例否耶?顾氏不云乎，“人名为单字，则维字加于人名”,禹正单字之人名也。其缀以维字，正犹番、蹶、橘之例也。吾侪不因番、蹶、橘上未加周字，遂谓其非周人，独以禹上未缀夏字，遂谓其非夏主乎?顾氏之根本错误，在以“夏禹”二字为一名(term),而以“仲山甫”“程伯休父”之例律之。不知夏乃禹之国号而非禹之名，“夏”“禹”二字并无必相联属之需要，非如“仲山甫”之不可析为“仲”与“山甫”,及“程伯休父”之不可析为“程伯”与“休父”也。且也，“夏”“禹”二字既无不可分离之关系，而“维”与“夏”声调不同(一为平声，一为仄声),维字置于句首，又有顿首语气(此顾氏言之),是故此处“维”字与“夏”字实不能相代。
至因《诗》三百篇中未尝照“后稷”“公刘”“王季”之例，称禹为“后禹”“伯禹”,未尝照“夏后”“夏桀”之例，称禹为“夏禹”,遂谓禹非夏王，此犹为妙不可言之奇论。吾侪读《乐府诗选》《玉台新咏》《明诗综》《清诗别裁》,其中亦未尝有照“后稷”“公刘”“王季”之例，称刘邦为“帝刘邦”,称朱元璋为“帝朱元璋”,亦未尝有遵“夏后”“夏桀”之例，称刘邦为“汉刘邦”,称朱元璋为“明朱元璋”,然则刘邦、朱元璋非汉帝、明帝矣，嘻!
(4)惟帝降格有夏，有夏诞厥逸。(《书·多方》)
(5)有夏不适逸……殷革夏命。(《书·多士》)
按此处言夏皆指夏桀事。若作“惟帝降格夏禹，夏禹诞厥逸”“夏禹不适逸……殷革夏禹命”岂不与事实相违反乎?
顾氏曰：“《多士》《多方》并言夏殷，言殷则必举成汤，言夏则从不举禹，这是什么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