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集报刊、自成体例的近代书评源自西方，其立意与中国原有的评论方式迥异。儒家倡忠恕之道，不惯于直斥时人著述之非，因此在人情萦绕的学术社会，序跋多作，而颇多颂扬之词。学人一般通过书信、谈话和按语等隐晦方式表达心中真意。例如，王国维极少公开臧否人物，只在私人谈话中透露己意。口自称“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的陈寅恪也不惯于当面批评，只在貌似表扬的评论中隐含商榷之意。相比之下，后“五四”时代成长起来的新一辈学人受传统道德伦理的制约越少，故能接纳西式的学术批评，而产生出众多生机活泼、直指问题核心的书评文字。
被誉为“天才史学家”的张荫麟(1905—1942年)在民国学界以善写书评著称。他在入读清华学校的第二年(1923年),因撰文质疑乃师梁启超的老子生于孔子后“百余年之说”而一鸣惊人，此后因家庭环境和师友鼓励又多作书评。其中少数为介绍性质的文字，更多的则是品评学术的激扬之音，往往文字犀利，一针见血。这些文字散见于专业学报、报纸副刊，以及学生刊物，且多用笔名(多为“素痴”,偶题“燕雏”),隐去真实身份。这些不类今日风格的多元化书评，长短不一，短者不满百字，长篇可至万言。今搜集并加以考订，收为本集。
张荫麟在清华读书时，便多作书评，这得益于文学教授吴宓的提携和帮助。吴宓作为《学衡》杂志的主编，长期被学界视作“学衡派”的掌旗人。论者也多把张氏归入该派，主要因其多在《学衡》上发表文章，且篇数稳居前列。其实所谓“派别”,不宜只看表象，还要看内部的思想联系，从实际的学术互动中探索本相。
张氏自1926年夏天父丧以后，“不惟他自己学费的来源断绝，而且他还须担负弟妹求学的费用”,于是靠卖文为生。“此后数年间，他求学费用的来源，主要的是靠向《东方杂志》《清华学报》《大公报·文学副刊》三处投稿的稿费。”这或许是出于不得已。张氏在贺麟留美临别之际，曾勖勉其埋头学问，少写肤浅的文章。而他的诸多书评之作，有些不免过于随意，如评论朱希祖之文《明季史籍跋文》,仅说了一句“于著作人之问题各有考证，惟其书皆非甚重要耳”,引起了朱氏的不满，“此种全任主观、任感情之评论不但毫无价值，且太轻视学问”。他自己也颇有自知之明地承认，“所撰各文几于无一篇完全无误。
前两种刊物能发表的篇数较少，《大公报·文学副刊》(简称《文学副刊》)由吴宓主持，每周一版，发表的机会要多得多。1927年12月，吴宓约请赵万里、浦江清、王庸和张荫麟合办《文学副刊》。合作办法是，“将图书馆重要之中西杂志数十种，开成一单。由宓及浦、张、王、赵诸君分任按期阅览之事，以多得材料而求无遗漏”,而吴宓每月给予诸人二十元以上之酬金。此时《学衡》之稿源已极枯竭，不少文章需从《文学副刊》转载，而张氏之文收于《学衡》者又多为译文，甚至不乏吴宓的命题作文，实在难以反映出其与《学衡》有何种紧密的精神联系。
要分辨张荫麟与吴宓学术旨趣之异同，还要具体观察他们在《文学副刊》中的合作情况。张氏为《文学副刊》撰写了大量具有个人风格的辛辣书评，毫不掩饰地说出了对于当时学风的好恶之情，颇能反映其学术品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