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代之世族》,一册，孙曜著,民国二十年四月，中华书局发行，定价七角。
此为关于先秦史颇有参考价值之书。所谓“世族”者，即世袭土地及政治特权之贵族。作者实以此阶级为主体而考察春秋时代之社会状况。虽未能详澈，却有不少新见。而全书无一附会曲解处，其实事求是之精神深值吾人之表彰也。
书中新见，前此史家罕注意及者，可撮举如下。
(一)世族地位之反映于道德意识者：家臣对于家主之无条件的服从与拥护，成为举世公认之道德标准。故鲁叔孙氏之司马酸戾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国。”又季孙之家臣南蒯谋逐季氏，失败奔齐。景公以叛夫呼之，南蒯对曰：“臣欲张公室也。”齐大夫韩皙曰：“家臣而欲张公室，罪莫大焉。”此事所表现者实大，即国君自身亦不承认其对臣下有普遍之威权也。(页三二)
(二)《左》《国》中所记贵族教育，只有私人傅师之制，所教亦偏重德行，故《王制》及《文王世子》所载泮宫庠序之制，恐非实事。(第四章)
(三)春秋时盖尚未有金属货币。考当时诸国间贿赂公行，观其行贿所用，自城、田、宗器、乐师、工匠、车马、珠玉、锦，下至粟、帛，皆所恒有，独无金属货币。而贵族之所以赐下及互相馈赠者亦不出以上诸物。僖十八虽有楚子赐郑伯金一事，然所谓“金”实铜料也。当时金属货币之未通行殆可断定。周景王铸大钱一事，恐非信史也。(页五五至五九)(四)鲁之世族有数特点：(1)诸家争夺，败者或死或亡，其敌方必为之立后。灭族之事，绝对无之。(2)公室与私家因立后而肇乱之事，视其他任何国为多。(3)公族假外力为乱之事亦鲁为最多。(4)家臣之乱，亦鲁最多见。(页六七至九五)
此外《春秋时史官之地位》一章(第五章)亦颇可观，唯无甚新义。
此书所根据史料以《左》《国》为主，而旁参《诗》《论语》《礼记》《史记》《周官》。作者未向诸子及周金中搜讨，实为遗憾。予此时无机会为之补苴，然私意可补者当不少。兹就记忆所及，举二例如下。
(1)关于楚国世族制度，《韩非子·喻老》篇有一重要之称述云：“楚邦之法，禄臣再世而收其地，唯孙叔敖独在。此不以其邦为收者，瘠也。故九世而祀不绝。”此事亦见《吕氏春秋·孟冬纪》。以此观之，楚国独无陪臣专政之事，盖有由也。
(2)书中考诸侯大夫都城之大小，仅据《左传》开端祭仲之语，然旁证尚多。例如《公羊传》:“孔子行乎季孙……邑无百雉之城”,《孟子》:“三里之城，七里之郭”,《韩非子·八说》:“拔千丈之都，败十万之众”,《战国策·周策》:“宜阳城方八里”。
即《左传》中有关本题之重要史料，作者采撼亦未能尽。例如“世族制度下经济状况……”一章中言及商业，所征者仅韩宣子索郑商环及郑弦高犒秦师二事。此二事近年来言先秦经济状况者，自梁任公之《先秦政治思想史》以下，征引已烂熟。然《左传》中有一同类而重要更倍楚之事，亦在郑国，独无引及之者，是可异也。事在成公三年：“荀莹之在楚也，郑贾人有将置诸褚中以出。既谋之，未行，而楚人归之。贾人如晋，荀莹善视之，如实出己。贾人曰，吾无其功，敢有其实乎遂适齐。”由此事，参前二事，可见(一)春秋时郑国“国际”贸易之发达：西至于周，东至于齐，南至于楚，北至于晋。又可见(二)
郑商人权力之大，可以出异邦之羁臣，浸假而涉及政治；吾人于此隐然得见一吕不韦之前身也。
以郑国商业之特别发达，在并世诸国中，盖为最“都市化”者，此读《诗·郑风》可知。而子产之俨然具近代大政治家之器识与风度，非偶然也。郑国音乐之精进亦为其都市化之一征。郑之音乐在当时大为异邦所钦慕。故其赂晋(襄十一年)赂宋(襄十五年)皆用乐师，而“郑声”遂成为邹鲁缙绅先生攻击之对象。盖前者代表都市文明，后者为农业文明之产物，宜其格格不相投也。郑国刑法之修明，表现于其“刑鼎”之首先铸造者，又其都市化之一征。其他文物，当其灿然，惜乎“郑书”(引见《左传》襄公三十年)不传，今无从稽也。因言郑国商业，附论及此。又本书页三一云：“世族……兵力如何，史材缺略，无详明之记可寻。”实则未尝无之。如昭元年秦公子鐵(桓公子)奔晋，“其车千乘”。往年梁任公先生考证《老子》,以其中有“万乘”之语，决其必非春秋时作品，实亦未细究耳。既有千乘之家，岂无万乘之国?
又本书(第六章)言及世族之经济特权时，仅注意及于农田。实则采邑之中，农田以外，山林薮泽江海之所产，亦为贵族所享有而专卖。故昭三年记齐田氏市惠于民，有“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鱼盐蜃蛤，弗加于海”之事。此亦当补入者也。
署名“素痴”,原载《大公报·文学副刊》第307期，1933年11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