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知其确有必要，一面又深知其难，则不得想个好方法。我若无好方法，我断不敢下手去作。”
梁漱溟先生是现今国内很少有的一个肯思想、敢思想而且能思想的人。近来他的思想集中于一个问题：中国民族如何自救?结果的一部分，便是我现在所需要论及的一部书：《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在这部书里，他对于我国政治上的一个根本问题及其答案，想得透澈，看得清楚，说得有力。因此，凡对于我国政治，不拘有理论的或实行的兴趣的人，都应当细读这部书，而且读了一定会发深省。
这部书的内容可析为两部分。(甲)一个改革运动的方案，和(乙)一种历史的解释，用来作这方案的根据。梁先生把(乙)项放在前头，(甲)项放在后头。我现在却要颠倒其次序来讨论。因为，依我看来，这两者之间并没有密切的关系。他的改革方案的价值，绝不视乎他的历史解释的真确程度而定。几乎没有例外的，自来伟大的社会改革理论家总喜欢提出一种历史解释来把他的政治方案“合理化”
(rationalized),而亦同样没有例外的，他们的政治方案虽然适合于一时一地的需要，而他们的历史解释却是错误的。“国家的契约起源说”之于民治主义，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之于国家主义，唯物史观之于共产主义，都是很好的例子(关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及唯物史观，予别有说，参看《国风》第三卷第一号拙作关于历史哲学之文),所以我们不必把一个改革方案的“历史理由”看得很重。
梁先生在近三十年来我国的政治运动里，看出一件很可悲事实。我国本来是一个漫散的村落社会，而过去的改革家却置村落于不顾。他们的工作，大抵是要把种种西洋都市文明的产物，无益而有害于村
乡生活的组织，加诸这村落社会之上，结果他们的组织固然失败，而这三十多万的村落，为中国的躯干的，已被**到体无完肤：
欧洲近代文明，一都市文明也。景仰都市文明，岂所以振拔乡村痛苦者?自教育、实业、警察、陆军之兴，法律、政治种种之改良，而乡村痛苦乃十倍于前!……自国民革命兴，而军阀益以强，捐税征发益以重。自共产革命兴，而土匪日以张，乡村墟里日以毁。纵将巍巍的中央政府成立起来，其如早已离开民众而至背叛民众何?(页一八九)
乍见其(欧洲人)强在武力，则摹取之；乍见其强在学校，则摹取之；乍见其强在政治制度，则摹取之。乃在余事，凡见为欧人之以致富强者罔不摹取之。举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之产物，以置办于此村落社会，而欲范之为近代国家。近代国家未之能似，而村落社会之毁其几矣。凡今日军阀、官僚、政客，一切寄生掠夺之众，百倍于曩昔。苛征暴取千百其途，而彼此相争杀，更番为聚散，以肆残虐创夷于村落者，何莫非三四十年来练新军、办学校、变法改制之所滋生、所酿造乎?(页二九o)
现在中国社会，其显然有厚薄之分、舒惨之异者，唯都市与乡村耳。此厚薄之分，在旧日固已有然。自西洋式的经济、西洋式的政治传入中国，更加取之此而益于彼。近年军阀与土匪并盛，一切压迫掠夺所不敢施什一于都市者骈集于乡村，既饱则肠于都市。固然中国无所谓逃于封建领主的自由市民，然身体、生命、财产的自由，在都市居民还有点，乡村居民已绝对无可言者。乡村居民的痛苦，表现中国问题的焦点。(页一八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