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琴指出，这一模式的实际宗旨是诱发一种情形，在这种情形下，管理人员并不是参与管理的唯一力量，工会的倡议会以一种公开的合作和合理的形式制定出来，这种情形下管理层的抵抗很容易就被打上不合理、独裁、专横的烙印。这样一种策略有可能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这个策略将在资本同劳动力之间的关系以及管理者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上获得一个永久的现实意识形态优势地位。当然，这样一种处于萌芽状态并持续增强的双重力量，其在本质上是矛盾和不稳定的。通过定义这种工会介入管理特权，工会做出的真正让步将最终提出关于本应该在斗争中解决的权力和控制的关键问题。但是这个策略的整体目标是既要查明此前该体系中争取民主进步的数量，也要让工人们感受到权利和责任，让他们在此基础上建立知识和自信，让他们走得更远，即使这种走得更远意味着严重的冲突。
此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样一个策略也是不稳定和存在隐患的。因为这个策略假定，装备精良、人员素质优良的工会研究和计划部门能够了解国家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趋势，并能制订符合趋势的计划，此举比当前的管理人员所做的更加有效。纵观20世纪70—80年代的英国，其管理人员在钢铁企业、汽车、摩托车、制鞋和纺织行业中表现糟糕，因而这些行业的工会介入管理过程的行为不会比管理人员更糟糕。但是最终工会也将面临同资本家一样的问题，即主要依赖于市场宏观产出机制的国际经济体系的不可预测且不稳定的特性。然而，从社会主义角度来看，对这一矛盾进行探索并从中吸取政治教训，以便在国内或国际经济规划方面取得进一步的发展，这本身可能就具有很高的生产力。
但是为什么这样的一种策略能够通过管理引起工会竞争合作，将工会训练成管理部门，并通过在决策中发挥极小的作用来吸收工人大量不满情绪，但是最终却在保护工人利益上并没有实际权力呢?这会仅仅导致“黄色”工会或“房屋”工会的产生吗?这是管理者的玩物吗，其必须被来自下层的团结式的群众运动或者非官方的“不可靠的”工会活动所取代吗?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是，竞争合作是一个真正的危险，其主要依赖于工会领导能力的质量，更确切地说，其依赖于一般群众对谈判代表、管理者代表和研究和计划者的掌控程度。在某种意义上，为了以组织的形式推动社会主义进步而不是同资本主义合作，这些工会需要这种策略的目的是为了产生一个经验丰富、见多识广和纪律严明的成员资格，坚决致力于在越来越多影响他们生活的决策中发挥作用。然而，科琴已经论证了在英国乃至世界上的其他地方都不存在这样的工人阶级，这里就存在一个矛盾了。尽管如此，科琴继续强调这个矛盾只有在实际行动中而非抽象的辩论中才能被解决。在创造这种工会之初，在向工会成员解释他们将做什么和他们如何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在将普通百姓纳入工会活动中时，工会的研究和计划部门作为信息的搜集者和提供者，应该在实践中缓慢且有组织地创造条件来解决这个矛盾。
由于科琴指出关于问题的讨论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纯理论或假设层面的探讨，因此科琴提出了对“先发制人的联合主义”策略的现实尝试，即设想在1969年至1972年间建立卢卡斯航空工人代表联合委员会，并设想在1976年1月建立关于卢卡斯航空工厂的替代性“整体计划”的成果。科琴指出，联合是一个长期、复杂且极具意义的历史。科琴基于对“先发制人的联合主义”策略的概述，列出了他所设想的这段历史的特征：
(1)一群薪酬丰富的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熟练的工人发起并维持了这个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