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开与货币供应相关的神秘修辞和公共部门借贷需求的通货膨胀率不谈，这就是货币主义的真正的本质。显而易见，撒切尔夫人一遍又一遍强调的是货币主义原则的一个方面，即有关生产力和工资的一个“铁律”,以及拒绝通过增加货币供应来增加工资。因此，科琴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左派面临的问题是，在资本主义背景下，撒切尔夫人的逻辑是无懈可击的。只要英国的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下的一个附庸阶级，例如只要全部或大部分工人渴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那么如果他们的生产力至少和德国、日本、美国工人阶级的生产力一样高，那么工人只能不断地提出这样的需求。在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与生产力的增长不匹配的是薪金的增长将会变成通货膨胀并且会出现现实的生活水平并不会持续增长的现象。显然在这种背景下，英国的工人阶级也许是西欧最有力的工会工人阶级，但他们的工资是在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平均工资中第二低的。并非只有英国工人阶级需要为其相对低的人均生产力水平负责，英国资本影响了工人相对较低的人均生产力水平。然而无论如何，在竞争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只要工人阶级的现实生产力仍是相对低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工资水平就会一直处于缓慢增长中。
当时英国的部分工人阶级(如煤矿工人、钢铁工人和汽车行业的工人)向管理层提出了增加工资的要求。然而如果生产力上没有相应的增长，那么这种工资的增长只可能是通货膨胀造成的。随着成本和价格的增长，这些行业的产品在国际和国内市场上将变得越来越没有竞争力，而且随着萧条时期危机的到来，其损失也会迅速增加。在这种情形下，工人要求进一步增加工资则会使工人和管理者处于一个完全对立的情境中。管理者可能会说他们没能力支付更高的工资，因为企业如果没有足够的资金储备是无法运营下去的。当一部分工人必须一方面接受资本主义的理性的让步，另一方面为了经济体系的整体变化而将经济要求转变为政治要求时，问题的关键出现了。一般而言，无论是工人阶级整体还是工人阶级中的部分群体，他们都不希望用这种方式改变“游戏规则”,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将不可避免地做出让步。一旦他们做出让步，媒体就会大肆宣扬这是一种“责任”和“情理”的表现，这会让那些参与到经济斗争浪潮最前沿的左翼激进分子和工会成员像被搁浅的鲸鱼一样陷入困境。
因此，在当时严重的经济衰退情形下，工人开始相信他们最大的希望就是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政策，这些政策可以满足严酷现实中竞争的需求以及工业准则，但是这些政治和经济政策用“人性”和福利主义调和了货币主义的束缚。当时的英国左派则要求“抵制所有冗余”并要求实行本尼特规则，该规则声称可以通过保护主义的联合来解决问题，然而增强国家调控和工人的控制对于那些时常强烈意识到自身所在行业存在人手过多、投资不足和没有竞争力这些问题的工人而言，这似乎并不是一个答案。当面对货币主义强硬且不容置疑的逻辑核心时，左派的解决方式似乎就显得不切实际和混乱了。因此，左派的解决方式是受到质疑的，此外工党左派的激进分子以及其他人不仅鼓励工人去相信为使工资上涨而进行持续的斗争是无代价的，而且让他们相信雇主谈及生产力和竞争时只是一种宣传，左派的这种行为更加重了外界对左派的质疑。因此，一旦资本主义将工人纳入救济行列时，资本主义危机就习惯性地把英国左派的意识形态不加修饰地揭示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