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英国激进政治的代际构成和特殊阶级已经弱化了其关于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的呼吁。这一点在英国工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工党的普通积极分子和激进分子以及“普通的”工党选民的数量从未增加。工党的选民认为工党是由那些同自己有社会和意识差别的人控制的，因此在民意调查和补选中他们都不再支持工党了。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了工会，工会的管理者、积极分子和普通大众之间同样出现巨大的差距，工会的管理者在社会和政治问题上对工会成员中的左翼分子是很友好的。即使普通大众具有“斗争性”,那么他们的“斗争性”也完全被限制在工资和待遇问题上。这种差异至少解释了近期公众民意调查的结果，即使是工会成员也认同关于“过于强大的工会正在损害国家利益”这一命题。
但重要的是意识到所有这些趋势是多么复杂。因为如果这些在英国工人阶级的职业和性别构成上的缓慢但基本的结构变化为一种激进的政治扩张提供了新的阶级基础的话，那么这种结构变化实际上也虚弱了工党对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的传统观念的忠诚度。例如，工党或工会的一个积极分支的意识形态观点和职业构成总是同广大选民的意识形态观点和职业构成存在差别。但是工人阶级结构一系列变化实际上已经削弱了工党追随者对其领导阶层的信任度和忠诚度。科琴列举了具体的例子，教育水平的提高，更高的职业复杂性，工人阶级内部的流动性，传统重工业内老的阶级基础群体的弱化，传统上在家庭中女性选举权严重受到男性的父权制的削弱。所有的这些事情都可以被列举出来，它们中的一些被认为是对民主生活有积极影响的令人满意的长期趋势，即使它们在短期内是对左派不利的。科琴表示，尽管他可以列举出这些因素，但一方面他不能完全不遗漏地全部列出，另一方面他也不了解所有这些因素的多重组合，而这些组合将会使英国的选举在其选举行为上变得更加“反复无常”。因此，必须去弄清楚这些变化及其长期意义，以及其在地域上的差异。如果左派政治认识能够超越基本固定的阶级划分，那么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仍将是具有吸引力的。
科琴强调了影响工党政治对英国工人阶级控制削弱的因素之一，大众媒体的作用，左派自己也经常提到这一因素。英国的左派之所以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处于劣势，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拒绝使用大众传播的有效手段，而中间派和右派则充分利用大众传媒强有力且多样的渠道来宣传自己的观点，推动他们的观点在社会每一阶层中的传播。尽管大众传媒对于观念的传播和影响的扩大有重要的作用，但科琴也意识到大众传媒存在一个不容忽视的弊端，那就是大众传媒的软弱性。自19世纪晚期开始，英国出现了大众民主政治，右派一直掌握着大众传播的手段，而左派则不得不一直努力让自己的观点得以传播，大众传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倘若大众传媒并没有这么大的作用，那么马克思就不可能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写到“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①,关键在于统治阶级的思想之所以是占统治地位的是因为被统治者信任统治者的思想。因此，控制大众传播的手段就是统治阶级思想统治的一个手段。然而这里是存在争议的，大众传播技术的变化和电子媒体取代纸质媒体成为政治思想传播的主要途径，已经使得“思想竞争”更完全地偏向那些有利于资本主义的思想，而报纸生产和分配的垄断趋势已经有了同纸质媒体一样的结果。这种争议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因为现代大众媒体特别适合高度集中的控制。自19世纪晚期或20世纪早期开始的定量变化可能已经成为了定性变化。例如，抛开现有媒体中公然的政治偏见和操纵，左派由于自身成本束缚而有效地被排除在控制大众媒体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