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人人心里都有好奇心，而在这个变化莫测的时代，年轻人没有好奇心是不行的。同时这又是一个非英雄时代，年轻人好像个个都有一点儿小小的丧，用丧来给自己减压，舒缓压力的同时，接纳自己不那么努力，或者不那么优秀的方面。这一点其实很好，有点自嘲，不像传统文化中要求人一定要有圣贤心，架子一定要端着，标准随时横在那里。自嘲也是一种生存之道。
在日本，为什么优衣库那么盛行？以前大家买衣服都是要以奢侈品来彰显自己的身份，现在往往倾向普通化、日常化。普通化，其实就是还原个人的真实面貌。一个人身上必然有个人非常普通、荒唐甚至不堪的一面。承认普通，可以消解必须建功立业的压力，从而对自己的苛求少一些。这是现代年轻人不一样的地方，这也是最初我理解“社死”的一个入口。但实际上我发现，往往说自己“社死”的人，心里的自我评价又很高。
中国青年讲自己“社死”，不是真正的本质性的自我判断，而是一种调侃、自嘲。这让我想到法国的启蒙运动，当时的年轻人也很有智慧，但又很难达到理想中的自我标准，他们只能用一种堕落的方式来化解这种绝望的情绪，最后自己也认定自己非常沉沦。而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是一边嘲笑自己，一边继续奋斗。
都说现在的年轻人不想工作，其实这是牵扯了很多因素的问题。在国家大建设年代，每个人的价值是明确的，国家贫弱，所以国家价值就是你的价值，价值感是从群体里获得的，大学毕业后包分配工作，指定个人该干什么，每个人都是大机器里面的螺丝钉、齿轮，对自我、对目标前程都很确信。
改革开放后就不一样了，市场的前提是要有利益主体，每个人都是利益主体。每个人都需要思考，我自己能生产什么，创造什么。我的知识是资本，我的经验是资本，我的社会资源、人脉也是资本，个人将这些资本投入社会大交换里获取自己的价值。
以前的价值感是集体给的，现在你要自己去获得，通过市场进行等价交换，获取价值感。因为没有价值，就没有主体平等，市场也不可能建立。市场的前提是等价交换，等价交换的前提是利益主体之间的平等，但如果自己连利益主体都不是，就没法进行交换了。所以个人在现代社会生活关系中，会感觉是在为自己奋斗。不像以前，奋斗的目标直接关联国家、民族。这两者情况是不一样的。
今天，我国的现代社会关系中，民营企业提供了大多数的就业岗位，大多数工作者就有一种在给资本家干活的感觉。以前大家再苦再累都是为国家，价值明确，但现在整天加班加点，做了半天是给别人创造利润。
其中有生产关系内在的残酷性，我们国家现在还处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一个人选择生产方式的自由余地不大，获得的可支配收入不高，很难保证物质上的完全自由，更不用说实现精神上的自由了，所以在打工的过程中，年轻人想要满足生活需求时，既没法选择，又没有充分的空间去选择，同时也没有价值感支撑。年轻人觉得工作很苦，自己工作只是为了生存，于是就陷入这样一种状态：工作是为了活着，活着就得工作。我们作为一个生产力，一个人力资源，一个劳动力，肯定是被需要的。
但问题是，作为人，除了劳动力价值之外，还需要有点儿精神追求，而自己工作获得的回报——钱，也只能保证活着，不足以支持个人再进一步享受生活，这就有点悲惨。
资本家需要劳动力永续，有劳动力才有盈利的可能，但又不会为劳动力提供实现自由生活的价值，所以，有需求却无法满足的现状下，价值感一定是个人内心的期待，需要自己主动去探索、去追求。而现在年轻人的根本问题是，很多人达不到活得有价值感，自己也不愿意主动去探索生命，于是活得很勉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