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洋务思想就是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并在实践中日益发展深化起来的。
李鸿章的民族危机感的基本特征在于：具有至善至美的儒家礼教的中国人已经受到了在“技艺”、“机巧”和“术数”方面更为强大、更为先进的域外人的侵凌和威胁。在这种危机意识的基础之上，李鸿章在思想上又相应地产生了以摆脱危机为宗旨的避害反应和避害价值尺度。这是在李鸿章对现实危险的清醒的警觉和感受中直接产生的，而不是从尧舜孔孟的圣人格言中引申出来的。从而，这种基于中华民族生存意念基础上的危机意识和价值尺度，便首次并有力地冲破了原先笼罩在他身上的文化安全感和心理氛围，本能地抗拒和抵制着某些不利于实现避害目标——“自立”、“自强”——的传统观念和价值规范以及思维定势；同时又迫使他反躬自省，面对严酷的现实而采取避害措施和挽救危机之方。然而，经过反复思索，李鸿章认为对付洋人如仍沿用“古方”，则不能应付变化多端的局势。他在《筹议海防折》中指出：西方来的敌人与历代“入主中原”的夷狄不同，他们志在通商，“他们的军械强于我，技艺也精于我”，所以对付他们的办法就是不能墨守陈规。这种认识，也就为他在避害反应中采取相应措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的依据。
李鸿章的避害反应较为集中地表现在对西方文化中“技艺”和“术数”功用的积极肯定之上。因为，在他看来，洋人的技艺已经显示出巨大的杀伤力，“其落地开花炸炮，真神技也”。所以从避害的角度来说，取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师夷智以补我之不是”，则是完全必要而且异常迫切的事情了。早在1862年，他就从广东等地购买外国枪炮来武装淮军，建立了多支洋枪队，用来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并在随后又设厂制造枪炮、轮船，主要用来“勤远略”，抵御外国的侵略。
这就是说，李鸿章在上海期间或者说在江苏巡抚任上，直接处在同太平军为敌的地位。尽速平定“内忧”是他坚定不移的心志，但他同时担心的是西方列强“恃其所长”，有可能“挟制”中华。他在给曾国藩的书信中指出：“目前之患有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于是，他认为只有师法洋人，开展洋务新政，才能真正摆脱危机，才能“自立”、“自强”，不受制于人，才能求得民族生存的权利。这就集中体现了李鸿章讲求实效的功利主义性格。
然而，当时一般守旧士大夫们仍承袭着“神明华胄”的荣光，沉沉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闭目塞听，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世界形势的变化。他们回顾中国历史，普遍感到“圣圣相承，文德武功，震耀整个华夏”，“法度纪纲，灿然大备”，认为清朝统治不仅远胜于元代和明代，甚至将“驾驭汉唐而上之”。他们茫然问道：“中国有什么弱的？”他们环顾当世，两次鸦片战争已成陈迹，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已被镇压，天下太平了，可以共庆“中兴”了。他们堂皇有词地发问：“为什么叫作弱？”
于是，他们不思振作，梦想着退回到闭关自守、一统天下的时代去。他们愚昧无知地叫喊：西方的“长技”是“饥饿的时候不可以当饭吃，寒冷的时候不可当衣穿”的东西。对此，郑观应尖锐地指出，他们“自命为正人”，“动不动就以不谈洋务为高明，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为名教罪人；读书人中的败类”。郭嵩焘也说，他们“一听到修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首，即群起而加以阻拦，以至于出现了一类一见到洋人机器就引为公愤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