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对此类事件观察得越多，他就越能明白：当精神分析学家谈论“自由的错觉（delusionoffreedom）”时，其意思是什么。并且，一个人越成为一个精神病学家，他就越对这种自由意志是多么严重的一种错觉的感觉感到害怕。在一些种类的病例中，我们大部分人已能看到：没有精神病学家敢看癫痫病人，并且，一想到你面前的这个人很快将成为一个疯狂的人，不再是你所知道的那个有思想、高智商的人了，你就会悲伤不已。但是人们在其他背景中却不知道这一点，例如，他们会觉得奇怪：为什么他们曾经善待过的人会如此恶劣地对待他们？让我们假设，你在金钱上或精神上或以某种其他的方式帮助了一个人，于是他欠了你的债；更进一步假设，他是一个神经官能症患者，在无意识里，这种病人将善良混同于软弱，将侵犯混同于力量，于是他会无意识地将你对他的善意看作软弱的表现，并且利用它作为侵犯你的机会。他情不自禁，可稍后，他又会遗忘这一点；但是，他仍然会被驱使这样做。如果我们有一些精神病学的知识，我们就会带着怜悯的态度去看待他，一个人是那么令人尊敬，另一方面又是那么不可信赖——但是我们也会在实践中变得现实起来，并且明白，你不能对某些类型的人表示善意；在他们有意识的意志“自由”行为中，他们会利用你的善良来反对你。
有时，人们自己会朦胧地觉得：有某种“场景背后的东西”正决定着他们的行为。那个离婚者有时会超然地来审视她自己，觉得她好像是某种机器［确实，精神分析学家称她这种情况为“反复的机器（repeating-machine）”］：“我知道我陷入了一个网里，我会爱上这个人并与他结婚，于是，整个荒谬的循环又将从头开始。”
我们谈论自由意志，并且我们说，例如，如果一个人愿意如此行为就能如此行为，则他是自由的——但我们忘记了，他的愿望被吸入了决定论的溪流，无意识的力量强迫他愿意或不愿意做那些有争议的事。看不见的线从后面操纵着傀儡的行为，或者说得好听一点，是内心的活力在操纵——这种分析几乎在任一点上都是站得住脚的。
并且，令人瞠目的事实是，这一切早在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之前就开始了。在5岁之后，人格结构（Personality-structure）就丧失了可塑性，并且在大部分情况下，是在3岁以后就差不多如此。正是在这个年纪，决定了一个人是否会成为神经官能症患者——它犹如是上帝的诅咒一般令人毫无觉察。例如，一旦一种受虐的模式建立起来，那么，在我们或其他任何人知道发生了什么并能对它做出反应之前，这个受虐的雪球已在它的下坡路上滚动很久了。这种受虐的积累是在极度自恋的压力下进行的，这种自恋与真实的或虚构的婴儿时期之愿望的剥夺联系在一起。在这种背景下，将人比作傀儡不是无根据的隐喻，而是对毫不夸张的事实的真实描写：只有精神病学家才知道，人们确实是傀儡；哲学家们断言，“行为是意志的结果，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是有意识地决定的结果，它是自由的”。毫无疑问，说得温和一点，这些断言留给这些人的只是几许寒冷。
但是，有人可能会反对，所有这些描述的情况都是反常的、神经官能症的例子。至少很好相处的（正常的）人是自由的。
且不谈我们怎样清楚地以及根据什么来将神经官能症患者同常人区分开来这个问题，而让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一种任何人都会称之为正常的倾向，即一个人决定赡养他的妻子和可能有的家庭，并且，让我根据精神分析学的理由来简略地探讨一下它的起源。［10］
